新时代以方志文化

助推乡村振兴的探索与思考

——以自贡葛仙山为例

《新时代以方志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探索与思考》课题组

近年,关于方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学术界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刘凤《激发方志文化活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一文论述以方志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黄汉锋、陈洪毅《南宁市地方志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一文探讨地方志推动经济发展的难题与措施;李卓航在《地方志编修助推农村文化产业升级策略研究》一文中分析农村文化产业现状及问题,阐述了地方志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林荣国《地方志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索——以福建省晋江市围头村为例》一文概述围头村方志资源,提出地方志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以上研究成果角度新颖、视野广泛,地域上尤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研究较多,但大多仅停留在理论阶段,缺乏实践创新,方志中的文化资源较少转化为促进现实经济增长的要素。本文以自贡葛仙山为例,就方志文化助推乡村振兴作一些探索与思考。

自贡葛仙山原属富顺县,位于今自贡市大安区庙坝镇境沱江东岸,与内江市毗邻交界,正好处于内自同城化、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重要节点,在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据清乾隆、同治《富顺县志》记载:“葛仙山在县东七十里”“东眺二昌……西望威荣”。文中“二昌”即隆昌、荣昌,“威荣”即威远县与荣县,可见葛仙山在成渝地区的区位优势之明显。同时,葛仙山“儒释道”相融,山上有明清文人题刻、崇果寺和佛崖石龛、葛洪遗迹等。挖掘葛仙山方志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擦亮大安区的“天府旅游名县”金字招牌,还能催生乡村产业,吸引人才回流,为毗邻区域乡村振兴提供智慧支撑,实现经济发展。

方志文化与乡村振兴

(一)方志文化的历史演变与特点

方志是根据一定体例,全面系统记述一定区域内地理沿革、政治经济、风俗人情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从史书记载来看,“方志”一词出于《周礼》,即“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这也可以看作是方志文化的发端。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志文化肇始于先秦,后发展于隋唐,定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转型于晚清至民国,新中国成立后迈入社会主义新阶段。

纵观方志文化上千年的发展过程,总的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地方性。由于各地的地理形势、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不尽相同,各地所编的方志在内容上必然是各具特色。二是连续性。方志修好以后,每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加以续修,从不中断。三是广泛性。方志记载内容十分广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有。四是多样性。从内容多少到形式表现,从体例安排到语言文字,方志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模式。五是时代性。方志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变更其形式和内容,以满足时代的需要。

(二)方志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从古至今,方志都有“存史、育人、资政”的功能。进入新时代,方志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首先,方志与社会经济建设关系密切。方志中分门别类详实记载了各地文化、物产等资料,经济建设中便可以利用其中的有用资料。如清代富顺旧志中记载葛仙山名士足迹、诗咏名篇甚多,人文底蕴丰厚,自然风光优美,若能把历史文化资源与当地实际状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地方特色文旅发展路径,便能推动地方服务业发展,同时还能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方志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注入现代力量。方志文化中蕴含的孝悌、团结、和谐等价值取向有助于帮助乡村群众抵制不良风气的腐蚀,提高乡村群众文化素质。方志作为中华文化赓续传承的载体,对于当前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第三,方志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方志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先人智慧,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借鉴参考。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方志工作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坚持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在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自贡葛仙山方志文化资源

(一)厚重的古迹遗址

葛仙山上古迹遗存众多。山顶开阔处现有一座寺庙伫立,坐东向西,门楣上挂有镀金牌匾“天王殿”,此殿重建于2015年,原址为宋代古刹崇果寺。据清乾隆《富顺县志》记载:“葛仙寺,一名崇果寺,宋淳熙甲辰(1184)建,明永乐二年(1404)重修。”在离此百米外的千佛岩,另有佛道龛窟22处,造像题材丰富,这些佛像大者丈余,小者盈尺,虽然风化程度严重,但大部分线条尚能分辨、时代特征可考。除佛像外,千佛岩上还有名人题刻,可惜大多因风化侵蚀而剥落,难以考究。千佛岩前有一石,屹立如芝,高有两丈,上有开凿的梯步,一侧为造像龛。巨石顶端有一长方形石窝,似巨人脚印。相传,东晋仙翁葛洪在此借石一步登天,飞身而去时在此留下了脚印,故称此石为“飞仙台”。飞仙台右侧有一天然垒石形成的奇观,成人像,巍然挺拔,雄奇壮观。远远望去又似一位将军盘膝而坐,故名“将军打坐”。

除此之外,民国《富顺县志》还记载,整座山上下还有寨墙围绕,长约二三公里。另开辟有7道寨门,后大多毁于20世纪50年代。现留存多为残垣断壁,仅保留寨门。在葛仙山还留有年代久远的“葛仙山”书法石刻。

(二)著名的达官显贵寻访地

宋代,到访过葛仙山的达官名人有李文渊、郑晁叔、李深甫、晁公遡等。其中李文渊是今富顺县人,据清同治《隆昌县志》载:“李文渊,英宗治平乙巳(1065)进士,授宣德郎,至朝议大夫,蔡京奇其才,欲用,谢病归。”

明代,到访过的名人有李本、张位、李长春、何起鸣、何士林、李维祯、龚懋贤、李崇阶等。其中李长春是葛仙山所在地(今自贡市大安区庙坝镇)人氏,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在富顺旧志中有“葛李齐踪”一说,说明李长春名声之高。

清代,内江进士王果应友人之邀游玩葛仙山,他在葛仙山上兴建“读易亭”,镌刻楹联于亭柱,并作《大葛仙山记》一篇,现收录于清同治《富顺县志》中。

(三)丰硕的诗篇文集

葛仙山历史悠久,声名远著,历朝历代到访葛仙山的达官名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与诗篇,赋予其浓郁的人文气息。这些诗篇多刻于千佛岩岩壁及崇果寺内,大多已遭风化侵蚀或因寺庙被毁而丢失。但在《富顺县志》中多有记载,至今仍被广泛流传。通过课题组整理,发现共有16首诗(宋代8首、明代8首)与2篇文章。

宋代8首诗中,郑晁叔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作诗3首,记载于段玉裁等修纂的《富顺县志·坛庙》(清光绪八年刻本),诗中描绘了他游玩葛仙山的情境。南宋《舆地纪胜》记载了晁公遡的5首诗以及南宋徐秘臣的残句:“学者空传抱朴声,不知朝代不知名。”晁公遡的5首诗刻画了葛仙山的5处古迹,分别是金沙井、烧药岩、读书台、抚琴台以及着棋台。

明代8首诗,全部记载于段玉裁等修纂的《富顺县志·坛庙》(清光绪八年刻本),且全部写于明万历年间。其中甘济时、李长春、梅友松各1首,李崇阶4首。这些诗描绘了葛仙山的风景与古迹,以及他们登山后的感悟。

除诗歌外,还有李长春和王果留存的2篇文章。李长春撰写的《葛洪记》记述了葛洪的生平事迹,并简要阐述了葛仙山的地理位置及风景古迹。王果撰写的《大葛仙山记》详细描写了葛仙山的风景古迹,记载了葛仙山上的名人题刻,留下大量葛仙山珍贵史料,还记述了他在葛仙山上建造“读易亭”的起因经过,以及亭成之后同友人酌酒其中,远眺峨眉之秀。文章中,他评价葛仙山“远僻尘世,叠嶂临江,其高可眺,其险可守,其宇可息,其卉可薪,其景可题,其崖可勒,方诸名山应无弗及”。

上述富顺旧志记载的文字,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不仅能从中领略到葛仙山独特的山水风光,还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深厚人文价值,方志文化在传承发展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和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葛仙山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探索与思考

(一)自贡葛仙山的政策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22年出台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提出实施乡村旅游提升工程,顺应乡村旅游消费体验新需求,依托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化乡村旅游产品结构,丰富乡村产品供给。内江自贡同城化发展提出协同推进沱江生态经济带,发展生态农业、文化创意、康疗养生等岸线经济,把沱江(内自段)生态经济带打造为内自同城化转型发展先导区、观光旅游休闲区、美丽乡村示范区、生态文明引领区,实现全流域统筹发展新格局。自贡市坚定不移实施“文旅兴市”战略,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发展,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文旅产业体系,全面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加快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文旅名城。

葛仙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内自同城化发展战略、自贡“文旅兴市”战略及大安区天府旅游名县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中具有先天优势。

(二)自贡葛仙山区域助推乡村振兴的先期探索

葛仙山的发展,离不开自贡市大安区庙坝镇的总体规划。近年,庙坝镇人民政府着力打造葛仙山,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旅游发展方面,庙坝镇人民政府积极引进公司参与开发投资葛仙山观光旅游生态农业,并启动葛仙山旅游景区改造建设工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升级黑化旅游公路。2019年,开始编制葛仙山康养规划。坚持“农业+旅游”双轮驱动,打造“一村一品”农旅产业项目。2020年,引进云南昆明市循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沱江月亮湾暨葛仙山农旅融合发展项目,实施葛仙山康养规划编制项目招标。2021年,形成葛家坝、葛仙山、新老观音阁旅游线路,葛仙山和葛家坝列入沱江绿色经济发展节点规划,推出赏花、摘果、游乐综合田园观光线路。

文化建设方面,由于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千佛岩的自然景观和12处人文景观早在20世纪末就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坝镇人民政府积极开展修志编纂工作,2009年出版《大安区庙坝镇志(567—2006)》,用翔实的资料、简洁的文笔,记述了自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至2006年长达千余年的历史,全面翔实记录了庙坝镇的发展变化历程。⑥庙坝镇人民政府还组织开展过“葛仙山生态旅游文化区全国征文”活动,收集和整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理论文章、文化艺术作品,先后组织编写出版《庙坝文存》《葛仙山文集》等书籍,充分展现当地浓厚的文化底蕴。

(三)自贡葛仙山助推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方志是记载一地的重要文献资料,其文化内涵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也不断延伸。根据当前葛仙山区域发展实践及课题组的实地考察,可以看出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未得到良好保护。葛仙山景观尚未得到有效重视,许多古迹石刻和古寺建筑由于缺乏足够的保护措施,而遭受损毁乃至消失。山上新修重建的建筑现代痕迹重,缺乏历史特色,与葛仙山厚重的人文气息脱节。

二是历史文化挖掘不深,开发利用不足。富顺旧志中记载了葛仙山独特的风景文化与遗存遗迹,却并未得到良好的挖掘与开发。如葛仙山古迹遗存没有立碑标记或简介展示,使游客无从知晓这些古建筑、古遗址的来龙去脉,景观与历史文化相互割裂,文化资源未转化为旅游资源,造成游客参与感和感知度低。再如王果《大葛仙山记》记载有葛仙山十景,民国《富顺县志》中记录有葛仙山9个景观,开发利用价值极高,但相关部门对其价值认识不足,缺乏系统性建设规划,使其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鉴于此,葛仙山所承载的方志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造成区域业态单一、竞争力弱、知名度不高、游客稀少,地方经济对葛仙山的依存度不够。

三是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支撑力不足。近几年,政府虽在不断完善区域道路,但经实地考察,其交通设施仍有待加强。公共设施如垃圾箱、路灯、厕所等有待完善。医疗卫生、消防安全还无法保障,因此葛仙山及周围基础设施建设任重道远。

(四)自贡葛仙山助推乡村振兴的建议

通过对葛仙山的实地考察,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在该区域的叠加效应,特提出自贡葛仙山在乡村振兴中的提升路径。

1.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增强经济活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休闲旅游为形态,风土文化为灵魂,挖掘乡村的深层价值,整合产业资源,盘活乡村经济的一种新业态、新经济模式。

庙坝镇是农业大镇,按“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形成了以肉鸡、肉牛、生猪、稻蛙、杂柑、李子、菊花、辣椒为主的八大特色产业,已打造出“万亩杂柑、千亩李子、千亩菊花”基地品牌,有“川南肉牛之乡”的称号。境内旅游资源丰富,除葛仙山以外,还有人工石堑洞子沟、老观音寺、葛家坝白鹭洲生态草原等景观。葛仙山应加速融入庙坝镇乡村振兴发展整体规划中,并依托当地丰富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与自然生态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葛仙山应深入发掘葛仙文化资源,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做好特色人文支撑发展旅游业这篇文章。以脚仙村及庙坝镇特色产业为基础,发展现代农业,塑造高品质的度假休闲、生态康养、文化体验基地,实现“农业+文化+旅游”的完美融合。通过设计精品旅游线路,以点成线,以线带面,最终实现全域立体“农文旅”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旅游集聚发展,加快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推进天府旅游名县建设。

2.根植方志文化,深入挖掘创新,服务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振兴,重视、研究、借鉴方志文化蕴含的历史信息和地情要素,发挥方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铸魂作用。

首先,相关部门应优先保护葛仙山现存的古迹遗存。古迹遗存是文化传播与文脉传承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针对葛仙山的景观风化侵蚀现象,大安区应积极争取项目和专项经费,增加修缮与保护投入资金,开展抢救性保护。同时将遗存遗迹保护等相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营造保护历史文化的良好氛围。

其次,建设文化展馆,保存延续历史文脉。乡村历史文化展馆是留存地方历史文化的有效载体,是群众的精神家园。大安区应大力推动乡村历史文化展馆建设,葛仙山可立足其丰富的史志文化资源,修建文化展馆,展现其悠久的历史沿革、丰厚的人文气息、优美的自然风光,宣传、推广特色文化。

再次,梳理方志资源,助力旅游产业发展壮大。大安区相关部门应注重收集整理方志中葛仙山相关资料,大力推动特色志书的编纂,为旅游项目规划建设、包装打造、宣传推介等提供参考依据。还可以借鉴福建省晋江市围头村开展炮战口述史、拍摄村影像方志等工作,挖掘文化资源,记录地方历史风貌。葛仙山旅游景点的开发打造可根据方志中的记载,还原、修建其自然与人文景观,如重现晁公遡诗中所述“松风能度曲,琅然吾素琴”②的抚琴台,打造特色景区,释放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葛仙山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增强乡村旅游发展竞争力。

最后,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增强文化活力。积极将方志文化与现代融媒体等新形式结合,突破传统模式,让方志资料中的葛仙山“活”起来,把传统纸质资料转化为数据,自建平台网站强化宣传,以此扩大影响力。同时还可以利用三维模型和VR技术等,重现“绿水细春云碓乐,丹枫晴染玉炉砂”③的葛仙山盛景。

3.推进内自同城化发展,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葛仙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应融入国家战略当中。大安区应联合内江市规划沱江(内自段)生态旅游碧道,共建水上旅游体系,共同打造区域品牌形象。促进乡村旅游集聚发展,建设城市乡村休闲游憩带,设计“一程多站”旅游线路,实现优势互补、客源互送、市场共享。

结语

本文在探讨方志文化历史演变与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方志文化在当代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自贡葛仙山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内自同城化、巴蜀旅游文化走廊等政策支持下,具备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深入挖掘葛仙山的方志文化资源,不仅能够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还能以此为基础,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增强地方经济活力,吸引人才回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展望未来,应继续深化对方志文化的研究与利用,探索更多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振兴路径。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2期)

作者:明登勇(课题组组长,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明 梅 刘 刚(课题组成员,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 湘 程梦竹 李君任(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