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瓜祭灶，新年来到，

闺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婆子要吃新年糕，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这首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的年节歌谣，生动地传递着旧时民众盼望新年的热切心情。

新年在传统社会有着重要的时间意义，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刻。无论朝野贵贱、男女老少，都要回归家庭，团聚在祖宗牌位前，共享新年。依照传统习惯，新年是一个时段，它包括初一到十五，在我国北方地区甚至到二月二才结束。这里我们依照新年节序叙述正月初一至元宵节俗。

迎年贺岁

正月初一，汉代称为正日，宋代称为元日，明清称为元旦，俗称新年。元旦是一年之首，作为岁首它在年度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明清岁首民俗也极为丰富。我们以北京、苏州为例，兼及其他地方，分别介绍南北岁首习俗。北京是首都，习俗具有代表性，因为在地域上处于北方，生活习惯上具有北方特色；苏州在长江三角洲，是明清最富庶的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丰富，代表了南方民众的生活习性。下面我们按新年民俗进程来谈：

迎年。送旧年、迎新年是岁末年初人们生活中的大事，在送走旧年的同时，人们积极地为迎新年做准备，清扫房屋，置办年货，在门上贴对联、门神像等。大年除夕全家团聚守岁迎岁。午夜交子时，或五更时，明清有迎接新年的习俗。

明朝人在五更时起，焚香，燃放爆竹，开门迎年。北京皇城宫内人将门杠向院内地上抛掷三次，称为“跌千金”。然后饮椒柏酒，吃扁食（刘若愚《酌中志》卷20）。扁食即后来的饺子，这种饺子是应时食品，清代北京人称为“饽饽”，后世称为更岁“饺子”，谐音更岁“交子”，在新年到来的子时食用，有着庆贺与祝福的意义。有的饺子内包着一二枚银钱，吃到这样的饺子就表示得到吉兆，此人新年大吉。明朝北京人也有不吃扁食而吃年糕的。明朝年糕已经是新年的时令佳品，早上起来盥洗完毕后，就要吃黍糕，曰“年年糕”，谐音“年年高”。明朝北京元旦食品还有不少，如有百事大吉盒儿，里面装的是柿饼、荔枝、龙眼、栗子、熟枣等，还有驴头肉，用小盒包装，称为“嚼鬼”（《酌中志》卷20）。明朝北京人在元旦守岁时，还有许多禁忌，忌讳睡着打喷嚏，如果打喷嚏，要赶紧起身，否则会给人带来疾病。屋外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能答应，因为那是鬼在作怪（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

明代苏州除夕夜守岁，到子夜时分，要祭祀瘟神，换门神、桃符，更春帖，并在道路上以白灰画弓箭射祟。元日，饮屠苏酒，作生菜、春盘、节糕（嘉靖《姑苏志》）。

清朝北京元旦迎新食俗更丰富多样，在清朝中期，伴随着朝野上下如击浪轰雷般的迎新爆竹，是卖瓜子的叫卖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合菜细粉声，悦耳美妙。人们献椒盘，饫蒸糕，呷粉羹，出门“迎喜”（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到晚清时，吃饽饽成为迎年的第一食品，“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清代苏州称元旦为岁朝，家家户户在堂屋中悬挂祖宗神像，陈设几案，燃香点蜡，“以祈一岁之安”。天明时，开门放三声炮仗，说是驱赶疾疫鬼邪，称为“开门爆仗”。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妇女头饰松虎、彩胜。男女都要穿上新衣，鞋子一定要干净，打扮光鲜。相见则举百果相互馈赠，各人都道吉利的祝福语，称为“开口果子”。元旦忌讳扫地、乞火、汲水，禁止动针剪，禁倾倒秽物，忌讳吃粥或以汤茶淘饭（顾禄《清嘉录》卷1）。

贺年拜年。清晨迎来新年后，接着是贺年、拜年。顺序是先家内，后家外。明代北京元日拜年盛行朝野上下，“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陆容《菽园杂记》卷5）。明代京城拜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见面跪拜，如果人们在路上见到亲友也会下车，在路中叩头拜年。明北京宛平人，晨起由家长率家人奴仆，拜天地、祖先，给上辈祝寿，然后互拜。并用三牲熟食祭祀，纸钱供于祖先牌位前。然后打扮出门给亲戚朋友拜年。人们用乌金纸作飞鹅、蝴蝶、蚂蚱之形状，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男女老幼各戴一枝于首中，富贵者有插满头的（沈榜《宛署杂记》卷17，民风一）。这是古代戴胜习俗的沿袭。士庶人等向亲友拜年，多是实心实意。另一种拜年是一种虚套的礼仪形式，明朝中期京师有所谓“望门投帖”之俗，一些朝官之间的往来，讲求礼仪形式，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帖；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门帖者（《菽园杂记》卷5）。

岁首朝贺，始于汉朝，明朝亦重视元旦朝贺之仪，不仅京官要早朝朝贺，地方官也要拜贺，杭州“正月朔日，官府望阙遥贺，礼毕，即盛服诣衙门，往来交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20，熙朝乐事）。明代杭州特别重视元旦，“今海内士庶咸重岁首，而庆拜往还，举酒相祝，惟吾杭最盛”。当时有谚曰：“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张瀚《松窗梦语》卷7，时序纪）可见民间年节老少欢娱情景。有一首小词道尽明代杭州民间元旦风俗：“接得灶神天未晓，爆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郎瑛《七修类稿》卷30，诗文类，除夕元旦词，引沈明德元旦《蝶恋花》词）

清朝中期，北京人贺年、拜年之俗，沿袭明朝。清晨，士民之家，着新衣冠，肃佩带，祭神祀祖，焚烧纸钱，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有“具柬贺节”，有登门揖拜，即使路上亲友相遇，也要下车长揖，口颂“新禧纳福”。北京拜年贺节的节日食品十分讲究：有“镂花绘果为茶，十锦火锅供馔。汤点则鹅油方补，猪肉馒首，江米糕，黄黍饦；酒肴则腌鸡腊肉，糟鹜风鱼，野鸡爪，鹿兔脯；果品则松榛莲庆，桃杏瓜仁，栗枣枝圆，楂糕耿饼，青枝葡萄，白子岗榴，秋波梨，萍婆果，狮柑凤桔，橙片杨梅。杂以海错山珍，家肴市点”。即使不是近亲密友，也要举酒三杯。当时俗话说：“新正拜节，走千家，不如坐一家。”（《帝京岁时纪胜》）晚清“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入朝朝贺”。然后，百官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道路人员往来交错，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燕京岁时记》）。

清代苏州贺年、拜年习俗，《清嘉录》记载甚详。放过开门炮，就是拜年。男女按辈份给家长拜年之后，由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居亲友，也有的指派子弟代家长前往庆贺，谓之拜年。就是终年没有往来的，这时也互相往拜于门。人家在门首设一记事簿，专记拜年客姓名，这种记事本，号为“门簿”。当时还有“飞帖”拜年的习俗，家长大多并不登门拜年，而是让仆人将拜年红帖送到亲戚朋友家，回拜的人同样遣仆人送帖，这种往来送帖拜年的习俗，称为“飞帖”。人们为了接帖方便，新年时就在门上粘一个红纸袋，写上“接福”二字，或者称为“代僮”。送帖拜年的习俗，据说在宋代江南就有了。拜年帖，在清初用古简。康熙中，则换成红单，只书某人拜贺。《文待诏集》有《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顾禄《清嘉录》卷1）拜年的时间一般不得过初十，过了初十，就有慢待的意思。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知礼。

烧门神纸与接财神

正月初三小年朝。正月初一到初三是一个年节的时间段落，明朝北京的男男女女这几天要到白塔寺绕塔，求好运。清代苏州称初三为“小年朝”，这一天如同元日，也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吴俗在这天早晨祭祀家堂神，晚上接灶神。民间这天有一个祈蚕事丰收的习俗，买簸箕四枚，悬于四壁，说是可以“田蚕倍收”（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1）。湖北等地民俗与苏州不大相同，初一、初二都不能扫地，不能泼水，至初三日，在大门外点燃香烛，将屋檐所插的松柏枝与门神纸等一起烧掉，称为“烧门神纸”，也称为“送年”（乾隆《荆门州志》）。

正月初五破五、送穷、接财神。正月初五在明朝尚未作为重要的时间点，根据明人文集与地方志，一般没有说到初五，只在福建有初五“得宝”之说。“闽中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谢肇淛《五杂俎》卷2）。清朝中期以后，初五逐渐得到重视。在北京，初五之内不得以生米做饭，妇女不得出门，至初六妇女才可以往来祝贺。初五称为“破五”。正月初五在清代还是送穷日，山西解州“正月五日，缚纸妇人，寅夜出之街衢，曰‘送穷’”（康熙《解州志》）。在山西翼城将穷视为鬼，人们“破五”早上起来，取少许炉灰放在筐里，剪五个纸人，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炮，称为“掐五鬼”。这天，必以刀切面，煮而食之，名为“切五鬼”。妇女竟日不作针线活儿，担心刺了五鬼眼（光绪《翼城县志》）。

初五在南方是财神日。清代苏州初五祭祀路头神，说初五是财神五路的诞日。初五这天人们争先早起，敲起金锣，燃响鞭炮，摆上牺牲供品，迎接路头神。谁先接神，谁就得到利市。蔡云《吴歈》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清嘉录》卷1）路头神来源于古代行神，将行神奉作财神大约是清朝江南人的创造。江南城市商业发达，商品货物的往来流通无不倚重交通，物畅其流，也就财运亨通，所以传统的道路之神，也就变化为主管财运的财神。“五路者，为五祀中之行神，东西南北中耳。求财者祀之，取无往不利也”。在苏州无论贫富贵贱初五都要祭祀财神。这天市井开市贸易（《吴郡岁华纪丽》卷1）。上海，初五接财神，有人挑担上街卖鲜鲤鱼，称为“送元宝鱼”，晚上喧闹喝酒，名曰“财神酒”（同治《上海县志》）。初五，在南北有着不同的习俗表现，无论是送穷，还是祭祀财神，都表达着人们乞求生活富裕的愿望。

人日。正月初七称为人日，这天天气清明，就预示着人丁的兴旺。明清时期人日不大被人重视。

 元宵灯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汉魏时期形成，唐宋有了明显发展，道教将它视为三元节之首，为上元节，为天官赐福之辰。明清时期成为新年期间与元旦呼应的重要节日。元宵在清代称为“灯节”。元宵张灯习俗大约由汉代祭星与佛教燃灯礼佛仪式融合而成，唐宋时期的元宵灯会繁盛，明清元宵的灯会虽然从规模上不及前朝宏阔，但其张灯时间更长，灯具品类更多，灯会设计更精巧，元宵张灯习俗也更为丰富多彩。

元宵灯会，北方以京城为代表。唐宋时期的京城灯会一般三夜、五夜，明朝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物齐凑，热闹非凡。明代灯市十六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卷20）。妇女身着白绫衫，结伴夜游，名为“走桥”，也称“走百病”，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腰腿病。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以祈子嗣，名为“摸门钉儿”。太平鼓彻夜喧闹，有跳百索的，有耍大头和尚的，有猜谜语的，不分男女聚观游乐。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京郊乡村人在十一日至十六日，用秫秆布置灯阵，人们进入稍不小心，就会迷路，称为“黄河九曲灯”。十三日，各家用小盏一百零八枚，夜晚点亮后，遍置井、灶、门、户、砧石之间，称为“散灯”。富裕人家点四晚，穷人点一晚，赤贫者也就不点灯了。明代京城还有放烟火的助兴节目，烟火用生铁粉杂硝、磺、灰等做成，“其名不一，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不响不起，旋绕地上者，曰地老鼠”。还有砂锅儿、花筒、花盆等名目，总名为“烟火”（《宛署杂记》卷17，民风一）。

明代南方元宵灯会热闹繁华，福建人尤其重视灯会，明人谢肇淛说：“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称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开始燃灯，至十三日晚，则家家灯火，光照如同白昼。“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名为“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灯火方息。福建元宵如同京师有十夜灯会。富人家庭的妇女乘轿出行，贫者步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五杂俎》卷2）。

杭州为明代元宵灯会繁盛之区，明人张瀚说灯会除京师外，“若民俗最盛于杭”（《松窗梦语》卷7）。杭州正月十五前后张灯五夜，在元宵前，灯市即开，出售各色华灯，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花草则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则有鹿、鹤、鱼、虾、走马之属；其奇巧则琉璃球、云母屏、水晶帘万眼罗、玻瓶之属，难以枚举。元宵节时，有灯谜，有祭赛，有社火，有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西湖游览志馀》卷20，熙朝乐事）。明人张岱记述龙山放灯的情景：“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陶庵梦忆》卷7）

绍兴元宵灯景在明代知名海内，因为这里竹贱、灯贱、烛贱。贱，所以家家都能置灯，贱，所以家家以不能设灯为耻，“故自庄达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天进城，东穿西走，“钻灯棚”、“走灯桥”，四处看灯。可见当时江南灯会之盛。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放烟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灯会的项目之一。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按例放烟火盒子，烟火盒子悬在大架上，每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北京烟花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施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燕京岁时记》）。

苏州灯在宋代就著称于世，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周密《武林旧事》卷2）。清代灯市货郎出售的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品类如同明代杭州。“今俗，市上所卖诸灯未改古制，而乡镇别邑，又皆买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后，喧盛尤昔”。苏州元宵用松枝竹叶在通衢扎棚，白天悬彩，晚上燃灯，阊门之内，“灯彩遍张，不见天日”。除街道张灯结彩外，家户店铺、神祠会馆都燃灯庆祝，平民人家在中堂点燃两根大蜡烛，安排宴席，互相观赏。当时“华灯万盏，谓之灯宴”。游人以看灯为名，结伴闲游，通宵不绝。

清代苏州除灯火色彩的繁华外，还有“闹元宵”的节俗，“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清嘉录》卷1）。小戏表演是元宵节节俗项目，北方乡村耍社火、唱秧歌、打太平鼓，南方乡村演花鼓戏、唱采茶调。清代湖北黄安正月十五前后舞烛龙，俗以此“压灾驱疫”。还有采茶灯，以十二个童男扮女妆，各人带灯一具，称为“茶娘”，唱采茶调，每月一曲，每曲以“采茶”二字起兴。城乡妇女十五结伴同游，称为“荡元宵”（道光《黄安县志》）。

猜灯谜是苏州元宵节俗之一，人们将谜语粘贴在灯上，“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猜中者可获得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奖品。城中悬灯谜之处，常常是人群集中之地，“连肩挨背，夜夜汗漫”，时人有诗为证：“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清嘉录》卷1）

吃元宵。元宵是一种节令食品，明清正月十五吃元宵成为时尚。明朝京城在初九之后，就开始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细粉制成，圆形，内包核桃仁、白糖为馅，大如核桃。江南称为“汤团”（刘若愚《酌中志》卷20）。清代苏州人称为圆子，杭州人称为“上灯圆子”。在祭祀祖先之后，家人老乡一起享用圆子，取其团圆的意义。

灯会求子，也是明清时期常有的习俗。如前述明代福建的添灯（丁）之俗，北京的摸门钉祈子俗等；清代广东北流，一般人乞求生子者，要祷于社坛，生子后，在正月初十日献花灯一盏，悬于坛檐，所以只要数数社坛上的灯数，就知道本街区去年添了多少人丁。到十六晚，望子心切的人，偷走社坛上的灯，去照内房，以祈子嗣（杨恩寿《坦园日记》卷4）。在广东海丰元宵夜有“拾灯”之俗，元夕在江上放水灯，人们竞相拾取，得白色灯者为喜得男子之兆；得红灯者为得女之兆。当时有人诗咏其事：“元夕浮灯海水南，红灯女子白灯男。白灯多甚红灯少，拾取繁星满竹篮。”（《广东新语》卷9）

明清时期，新年时节各地有许多的庙会。庙会是岁时节日的补充形态，它与城市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代北京较多的是香会。元旦日，到东岳庙烧香；元旦到初三，男女到白塔寺绕塔；十九日聚集白云观，“耍燕九”。“是日天下伎巧毕集，走马射箭，观者应给不暇”（《宛署杂记》卷17，民风一）。清代北京庙会更多，有大钟寺庙会，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庙十日，“游人坌集，士女如云”。白云观庙会最为甚大，每至正月，自初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十九日这天最盛，称为“会神仙”。厂甸庙会，从正月初一开始，列市半月，儿童玩好，集中在厂甸。东西庙（隆福寺、护国寺）是京城的两大商业集市，从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燕京岁时记》），是京城有名的商业庙会。江南苏州新年逛庙会成为习惯，“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其中苏州城中的圆妙观，是游人最集中的地方。观左右门名吉祥、如意，人们穿行二门，以取新年吉兆（《清嘉录》卷1）。

明清新年民俗生动和谐、情趣盎然。“百日之劳，一日之蜡”，新年是休憩的日子，是民众身体与精神放松的机会。丰富多彩的新年民俗展示着民众的生命律动与精神渴求。新年充满欢快，也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