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刘子通

许永强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广为流传。然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根据有关文献,在1979年7月27日致中共黄冈县委统战部的公函中,提到了另一种说法:即“南陈、北李、中刘”。其中“南陈”指陈独秀,“北李”指李大钊,“中刘”则指刘子通。

刘子通是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国53名早期党员之一,他通过教育实践、办报刊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被称为“我党早期宣传家”。

很少有人知道,除去刘子通的家乡湖北,他在四川成都也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刘子通在四川成都铁道学堂担任教习的3年多时间里,积极在学生中宣传革命进步思想,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被郭沫若称为“政治启蒙老师”。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刘子通,又名子栋,谱名泰湘,1885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东弦乡孙家咀区留书湾(现黄冈市黄州区路口镇新华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刘德金是府学庠生,刘子通自幼便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传统教育,长大后,因不满清王朝无能、国事衰败,刘子通在父亲的支持下,先后在黄州、武昌等地游学读书。正是这段时间,他认识了何自新、熊十力等有志之士。

1905年春,20岁的刘子通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民族内忧外患之际,年轻的刘子通也和许多走出国门探索救国道路的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当时,正值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创建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第一次筹备会,刘子通积极参加,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记载,刘子通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几个会员之一。同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学生规则》,刘子通参加了声势浩大的集体罢课行动。1906年2月,刘子通愤然回国。

回到湖北后,刘子通在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的安排下,担负起“运动学界”的责任。他参加黄冈老乡熊十力等人发起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宣传革命思想,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很快发展为日知会的外围组织。讲习社被封闭后,刘子通随讲习社成员转入同盟会领导下的日知会,并积极参加余诚组织的湖北教育会活动。

1906年末,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失败后,日知会成员刘静庵、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等先后被捕,刘子通也遭到通缉,无奈下,他只得返回老家黄冈避难。在紧张的局势中,刘子通依然没有放弃,他积极与外界联系,为革命寻求出路。

成都学生运动的领袖

1908年春节前夕,局势有所缓解后,刘子通来到四川成都,担任铁道学堂(位于今成都市青羊区文庙前街)教习。在铁道学堂的三年多时间里,刘子通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在成都的学生间很有声望”。

相对于刘子通在湖北的经历,他在成都这段时间的研究资料很少,郭沫若在自传《少年时代》中记录了刘子通在离开成都前的几个月里,指导成都学生进行运动的事迹,并称其为自己的“政治启蒙老师”。

1910年冬天,成都教育总会在四川高等学堂号召学生集会,声援北京“第四次速开国会请愿”学潮,来自四川各学堂的学生代表约200人齐聚成都教育总会议事厅。时年19岁的郭沫若是四川官立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分设中学堂丙班的代表,自然参加了集会。因学生们缺乏政治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程序等都没有把握,会场上一度十分混乱。“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台。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岁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马褂,戴一副铁丝近视眼镜”,这是郭沫若笔下第一次见到刘子通的情景,“刘先生的名气我老早就听见过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见他……他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就是他这声望把一些无经验、无训练的学生征服了”。

“今天的会不是这样开的,应该先推举出一个临时主席,再来讨论本会的进行,产生出本会的决议……此外如像通电京沪学界表示声援,通函省内各学校各界共同起来参加,都是今天本会应该急于解决的事。”刘子通用简单平实的几句话,分步骤指导学生们如何进行运动,让在场摸不着头脑的学生们“拨云雾而见青天,赞成的声浪在全场中沸腾了起来”。多年后,郭沫若回忆起这次会议时,称刘子通的演讲给予四川学生界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在刘子通的指导下,成都的学潮运动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青年学生向当局提出了“早开国会,废除专制”的要求,被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拒绝,刘子通也因此被军警带走,被驱逐出四川境内。

之后,在成都同盟会的营救下,刘子通潜回湖北。刘子通回鄂不久,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曾经在他的指导下参加请愿运动的不少人都成为保路运动的骨干力量。而回到湖北的刘子通,也在武昌首义后,与众多革命志士一起投入首义光复活动。刘子通秘密回到黄州,组织黄州城内革命人士内应,策动清政府黄州营防驻军哗变,黄州成为继武汉后光复的州府。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斗士

辛亥革命的胜利为刘子通带来的喜悦是短暂的。1912年,湖北军政府督军黎元洪重用一批旧官僚,排挤革命分子,刘子通不得不离开湖北军政机关,进入武昌中华学校(后改名中华大学)教书,并在教书的同时探寻新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是刘子通在中华大学的学生,两人曾进行多次论学,写下多封书信。受恽代英的影响,刘子通开始重视实践,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同时,刘子通也成为恽代英早期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良师益友。

“五四运动”后,刘子通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2月,陈独秀到武汉宣传马克思主义,刘子通聆听了陈独秀作的演讲后深受启发。不久后,他与陈潭秋、黄负生一同深入调查汉口工人的生活状况,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了他们根据调查的情况以笔名“刘云生”撰写的《汉口苦力状况》调查报告。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又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刘子通是最初参加研究会的20余名成员之一。入会后不久,刘子通在陈潭秋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1月,刘子通与恽代英、黄负生、陈潭秋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刊物的内容极为丰富,“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实际上成为湖北党组织的机关刊物。

除在武昌中华大学任教,刘子通还先后受聘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武汉中学、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他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夏之栩、李文宜、徐全直、袁溥之等,后来都成为党的早期女革命家。

1922年2月,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王式玉等守旧势力以“宣传赤化”“煽运学潮”为由,宣布解聘刘子通。这次事件引发了长达8个月的女师学潮,学潮虽然达到了驱逐王式玉的目的,但使湖北的守旧势力极度恐慌,湖北当局将刘子通驱逐出境。

1923年,在李大钊的引荐下,刘子通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并参加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组织的活动。1924年春,刘子通因严重的肺病逝世于家乡,终年39岁。

刘子通短暂的一生,经历了从旧式的知识分子到民主主义革命者、从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湖北、四川的经历,为党的早期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刘子通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1921—1945)》;1979年10月,刘子通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许永强(晚霞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