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9日是原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子元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子元同志原任中共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冬，中央决定调李子元同志任四川省委书记，安排我随调入川，做子元同志的秘书，一同来到“天府之国”工作。子元同志和我相识是1966年5月，直到1986年7月9日他不幸因心脏病去世为止。

讲政治，原则问题不让步

子元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始终是清醒的和坚定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动摇。“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于1967年1月发起向广东省委夺权，分头找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几位书记，并且首先找子元同志谈话，气势汹汹地叫他们认清形势，自动交权。当时子元同志任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他坚定地表示，权不能交，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指示交权，省委常委没有研究过要交权。“造反派”的头头们见他态度坚决，便骂他是死顽固，甚至个别人对他动了手脚，他仍坚持权不能交。1976年，“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一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农业口的几个厅局的“造反派”们又掀起围攻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风浪，说他们是走资派还在走，一定要揪出来斗争，结果搞的机关几近陷于瘫痪。省农业局、气象局、水电厅都发生了此类事情。此时，子元同志已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约“造反派”负责人到省委来谈话，严肃地指出：你们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厅领导在政治上和工作上如有什么过错，你们可以批评，也可以按组织程序向省委反映，不能随意批斗，甚至体罚，一定要尽快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保证机关正常工作。此后一段时间，子元同志经常到这些厅局检查工作，避免发生上述类似事件，基本上保证了机关正常工作。子元同志作为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旗帜鲜明，同时坚持下乡抓生产，以实际行动抵制“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当时双流县委书记打算以主要精力做好稳定县、乡两级干部的工作，下力气抓好生产，尽量使农业和农村工作不受影响，专程来到子元同志家里汇报。子元同志说，你们的打算是对的，说明你们政治上很清醒很敏感，就按你们的打算办吧。

心中始终挂着人民的利益

1969年9月，子元同志被“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工作，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过去海南的经济十分落后，农业上是以亚热带作物为主，还是以农业为主，长期争论不休，两者都未能很好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群众生活比较艰苦，加上各种复杂因素，在海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子元同志没有向组织上讲价，愉快地到海南去工作，而且经常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海南20多个县，几年间全跑遍，有的去过几次，一到县上首先问群众生活的情况。他还经常挤时间跑广州，向省上争取各种资金和物资、各种建设项目、各种有利海南发展的政策。我较熟悉的原在海南工作的几个老县委书记，都亲口对我说过，在子元同志领导下工作，说不得假话，偷不得懒，尤其是对群众生活的情况必须清清楚楚，不能若明若暗，否则够你受批评，日子不会好过。1976年下半年，四川南充地区由于干旱发生灾情，群众粮食不够吃，子元同志亲自要省财办负责同志尽快把情况弄清楚，报经省委同意后向农业部报告争取救灾粮款，并且驱车到南充救灾，和地区负责同志共商如何发展生产、采取补救措施，安排好群众生活。子元同志经常讲，四川省大、幅员广，如果不注意下基层，很多情况不容易搞清楚、也不容易搞准确，因此一定要多到基层去，群众生活究竟困难到何种程度，一看便知，光听汇报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加倍关心群众的疾苦，否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1977年夏季，四川发生严重伏旱，中央军委决定给四川拨2万多发溴化银人工降雨炮弹用以抗旱，这一年广东也遭大旱，尤其湛江地区干旱更甚，发生历史上空前的粮食紧缺。广东求援于四川，通过中央军委拨了1万发炮弹给广东，按比例定能分一部分给湛江地区。为了能多得一些炮弹，湛江地区又派气象局长专程来川求援，并带着当时的地委书记邹瑜的亲笔信来找子元同志。子元同志说，四川、广东都旱，中央已分别给两省解决了一部分人工降雨炮弹，湛江地区求援就不能再给了，四川是个大省，困难更大，我是四川省委书记，一定要为四川人民负责，一定要时刻想着四川人民的困难。不能认为我和邹瑜同志是好朋友，就再给一些，那是不行的。

忘我的工作精神

子元同志干起工作来有着惊人的毅力。解放初期，他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秘书长，对广东农村的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文件、社论和调查材料，他都亲自参与研究，有许多文件是他亲自动手写的。他经常伏案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子元同志不论在广东省委工作，还是在四川省委工作，经常到北京参加农业工作会议，往往是会议还未开完，就挂长途电话通知省里准备开会的时间、地点，安排会议材料。会议结束回到省上，不回家就紧接着又开会传达贯彻。他在海南任第一书记时，也是常常采取这个办法贯彻上级会议精神。

子元同志的一生里，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也从来没有带家属、子女玩过一次公园，真正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知疲累。1976年夏天，四川省在峨眉县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峨眉县委、乐山地委、省计委及水电厅、农业厅的同志都劝子元同志抽空上峨眉山顶看看峨眉山的风光，他坚持不上去，会议一结束即回成都，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年10月，子元同志到川鄂边界之交的巫溪县检查工作，归途当中，县委和万县地委的同志们劝子元同志乘船到大宁河游览一下小三峡，他坚决不肯。子元同志由于长期紧张的工作，患上了慢性肾炎和腿、颈骨质增生多种疾病，本该早点住院治疗，结果硬是带着药物和治疗用具下乡调查研究，率队赴京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1977年3月，四川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由于病情加重，医生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劝他住院治疗，可他想到四川农业落后，粮食紧缺，为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他硬是住在医院里坚持工作，一边布置有关同志下乡调查，精心准备会议材料，一边在医院经常听汇报，和大家研究如何开好这次会，并从医院走到会场作工作报告。从1975年10月入川到1977年住院前，子元同志深入十多个地区、市、州和60多个县、市调查研究，当时四川农业战线和省委办公厅的同志们一直对他敬佩不已。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50年代，他任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期间，经常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基层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跟他一道下乡工作的同志担心他生活不习惯，他却泰然处之。他于60年代担任省委候补书记后，坚持不要专职秘书，住的是阴暗的不足100平方米的普通旧房。他平时不讲究穿也不讲究吃，50年代初期把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买了公债，买的公债全机关最多。他说：“现在国家百业待兴，我留下钱没有多少用，买了公债对国家有用。”他在海南工作时，由于家属、子女没及时从广州随迁过去，他在机关食堂吃饭，从不要求什么特殊照顾。有时下乡急，不吃饭就出发了。有时因开会误了吃饭时间，吃点饼干就算了。有一次到金堂县，就住在农民家里，当时农民缺粮，就用红薯切成方块和着大米蒸饭吃，子元同志说，这饭好吃，这不算艰苦。在穿衣问题上，子元同志十分简朴。记得1976年一次下乡的路上，子元同志下车到田间和农民攀谈，问寒问暖，群众看他挺客气，又见他穿一身朴素的衣着，根本没想到是一位“大官”，如果不是小汽车和我这个“随从”的话，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省委书记。还有一次，子元同志到乐山地区检查工作，路过眉山县，正遇上全县军民正在治理岷江的工地上大干，子元同志下车后，一边询问一边即操起一辆架架车拉起沙土来。消息很快传开，说省委的李书记来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穿得很普通，加上一下车即汇入群众大干的洪流中，要不是县委书记过来请他到工地上休息，群众还以为是误传呢！最令人感动的是一直到他去世，竟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临终还是组织上临时为他赶制了一套藏青色纯毛华达呢中山装，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其他领导同志向他遗体告别时，我看到子元同志身着这套中山装安卧在鲜花丛中，眼泪一下子淌下来，在场的同志无不泪流满面。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子元同志一生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不论职位多高，从不以权谋私，而且痛恨一切以权谋私的行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子元同志无论在广东、海南还是到四川省委工作，都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坚持参加劳动的问题。他不仅教育干部要参加劳动，自己首先身体力行。1976年春节，子元同志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集体到成都火车北站打扫卫生，同年5、6月份，四川省委常委全体同志到双流县机投公社参加劳动，子元同志当时已经病了，但他坚持参加。子元同志的家乡河北威县有不少亲属，都想仰仗他这个大官，找一个可端“铁饭碗”的工作，他都拒绝了，而且常说，凡是违背政策的事，我是六亲不认的。他的女儿初中毕业时要升学，请求他帮忙，找个好学校，他不允许。1978年国家决定给40％的职工调升工资，当时子元同志爱人在四川省展览馆工作，他要求爱人主动表态放弃调升工资，优先照顾其他低工资的同志。子元同志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组织上为保证工作需要，给他配备了小汽车，他坚持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家属子女乘坐，凡是家里用车办私事的，经常督促秘书到行政部门交费。子元同志对学习抓得很紧，生病后也不放松学习。他自从1977年3月住院治疗后，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医院和家里渡过的，病重时，还坚持让我挑重要的念给他听。他对自己患病不能重返工作岗位深感遗憾，不时地表露出热切希望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强烈愿望。

子元同志对自己和家属子女要求很严，对待周围的同志却关怀备至。基层干部到省委汇报工作，他都亲自叮嘱行政科要安排好食宿，不能懈怠。在广东省肇庆地委工作期间，有一次警卫员在家乡的亲人生病，本人不好意思请假回去探望，他知道后，便主动叫警卫员回去看望亲人。我的父亲为支持我做好秘书工作，于1976年从河南老家来到成都，为我照顾小孩，由于我家经济条件不宽裕，父亲没什么衣服穿，子元同志就把他的衣服拿了两套让我父亲穿，他爱人知道我工资低，还主动给我些钱和粮票，叫我好好照顾老人。子元同志历来认为，凡是党的领导干部，哪怕是基层支部书记，都要以身作则，如有不以身作则者，子元同志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有一次他到金堂县检查工作，县委汇报说有一位支部书记搞特殊化，子元同志便点名批评了他。事后又让县上领导去关照他的进步，结果那位支书硬是转变了，改正了错误，以后的工作挺努力。

爱惜人才，关心培养年轻干部

子元同志十分喜欢青年干部，非常关心他们的工作和成长，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和栽培，经常勉励他们加强学习，努力工作，迅速提高思想和工作水平。他经常出题目、交方法，指导年轻干部搞调查，写文章，并亲自修改签发。记得有一次在乐山地区召开全省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会议，他和省农办、省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的同志共同研究、切磋会议的主题报告，直至天亮，有的同志累得坚持不了，他第二天照常开会。他所到之处，凡发现德才兼备的干练人才，就主动向组织部门推荐。即使对一些在工作中犯过错误而降级使用的干部，只要确是人才，又真正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并且工作有政绩的，他都主动向组织建议，重新重用。

子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每每回忆起过去和他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总是情不自禁地激起我对他无限的思念和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