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鼒 [zī] ，字小吾，江津县人，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生(一说生于 1874 年)。卞鼒少入江津白沙聚奎书院，1888 年考取秀才，但他并不热衷于科举应试，而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他读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深受震动。眼见国势衰微，列强入侵，卞鼒热烈期望变法维新，并积极倡导蚕桑业。

　　1897年，卞鼒遭父丧，居家守制，服阕后纳捐为主事。后到重庆，与杨庶堪、田心澄等相识，共同组织“游想会”，在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日相约出游郊野，议论时政，认为非排满革命，无以救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卞鼒决心投入救亡运动，却不知应从何处入手，乃与知己杨庶堪、朱之洪等商议，他们建议他到北京等地探察形势，再作具体行动。

　　1902年春，卞鼒到北京，盘桓数月，目睹官场种种恶行，深感清王朝摇摇欲坠，是年冬，他离京南下上海，结识马君武、谢无量等志士，畅谈革命，又经常往返于各报馆，对办报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还常到张园参加爱国学社举行的演讲会。

　　1903 年6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相继陷狱，《苏报》被查封。卞鼒不避风险，3 次入狱探望，密商革命办法。在章、邹的建议下，卞鼒决定回川开展革命活动。夏，卞鼒回到重庆(一说是在1904 年 3～4月间)，他与杨庶堪、朱之洪等商议，决定办报纸、开学堂、建工厂，以宣传革命，启迪民智，抵制洋货。因经费一时难以筹备，他遂回江津将祖遗田产全部变卖，得银 6000 余两，全部携往重庆以充经费。他又去上海，秘密购置《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书刊数百册，在 1904 年春，最早冒险将这些书刊携带回川，在革命同志中广为散发。

　　1904 年农历九月，在卞鼒的主持下，四川第一家带有反清色彩的报纸——《重庆日报》创刊发行，社址设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为对付清吏的干扰，卞鼒特聘在渝的日本进步人士竹川藤太郎任发行人，又聘萧九垓、燕梓材、周拱极等分任编辑、采访，自己则以该报记者身份活动，社务实际由卞鼒主持，社论也多由其撰写。报纸用土白纸活字版印刷，每份售钱 40文。《重庆日报》着重揭露清王朝的黑暗腐朽和官吏的贪残秽迹，对重庆知府鄂芳的劣迹，也敢于揭露，同时还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办学办厂等，受到了进步人士的欢迎。到 1905 年农历四月时，发行量由创刊时的 500 份增至3000 多份，成为鼓吹革命的重要阵地。

　　在创办《重庆日报》的同时，卞鼒又集资兴办东华火柴公司，资本 2．8 万元。他还筹办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等。1905 年春，东文学堂在重庆黄桷街开学，卞鼒主持授课，“注重精神教育，一洗奴隶腐败之风”，并资送优秀学生赴日本留学。东文学堂被誉为“渝中独一无二之学堂”。其后，卞鼒又在培德堂开半工半读的女工讲习所。在卞鼒的主持下，渝沪志士，音书往来，密图组织，势渐膨胀。“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清官吏却对卞鼒恨之入骨，图谋陷害。

　　正值此时，《重庆日报》转载了激烈攻击西太后那拉氏的《老妓颐和园之淫行》，使清吏十分恼怒，四川总督锡良密令重庆知府设法取缔该报。清官吏遂贿赂日本驻重庆领事，要其以服兵役为借口令竹川回国。1905 年5月，竹川回国，《重庆日报》及卞鼒失去了掩护。6月 1日晨，卞鼒在赴女工讲习所途中被秘密逮捕，软禁于巴县衙门。10 余日后押往成都。同时《重庆日报》被查封，东文学堂等也因无人主持而停办。

　　卞鼒在成都待质所禁押 3 年，清官府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更未得一合适罪名来处死卞鼒。后在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授意下，成都知府兼巡警道高增爵嗾使狱吏，威逼利诱同狱判处永远监禁的犯人王佑生，在 1908 年 6月 13 日夜，用匕首将卞鼒杀死。次日，狱吏又将王毒死以灭口，扬言王是畏罪自杀。众闻卞鼒死讯，无不愤慨。卞鼒亲属鸣冤叫屈，投诉于官府，只得到“正凶业已抵偿”的答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蜀军政府以卞鼒毁家革命，备历艰险，有功民国，特追赠烈士称号。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又明令卞鼒准予公葬。

（原载于《四川省志·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