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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成都》之唐宋篇｜（14）扬一益二：唐宋时期的世界名城

在没有影像设备的年代，古人擅长用诗意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眼中的世界。于是，当我们翻开《全唐诗》会发现，这里有近千首关于成都的诗歌。这些或凝练或精妙的文字，为后世勾勒出一座城的繁华与秀丽，斑斓与富庶。这些文字出自近两百位诗人。而几乎所有的唐代著名诗人都写过成都。那么，是什么吸引了众多名流打卡这座偏安西南的城市？也许南宋袁说友在《成都文类·序》中给出了答案。成都，在古代又被称为益州，于是他写到：“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

秦汉时期，成都作为蜀郡郡治，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列备五都”，物产丰饶，世称“天府”。三国时期，刘备在成都称帝，“三分天下”格局形成。唐代的成都，是西南大都会，享有“扬一益二”的盛誉。

为何人们有如此的评价?原来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导致大量人口和资源南迁。这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扬州和益州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唐代《元和郡县志》就提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宋代《资治通鉴》更直接说:“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这是“扬一益二”在中国历史中较早的记载，成都的繁荣也开始为天下人所熟知。

抢抓农时忙劳作，是种田人的日常。地处平原的成都，气候宜人，加上都江堰带来的“水旱从人”更是让这里拥有发达的农业。其后虽经历朝代更替，成都因其天时地利人和，始终没有遭受残酷冲击，成为当时重要的粮食产地。

成都的经济作物产业非常发达，主要是茶、桑、麻。唐代官员热爱饮茶，饮茶之风也随汉藏交流传入藏区。四川地区是当时重要的茶叶产区，成都则是茶马古道的起点，可见茶叶对成都经济贡献之大。另外，桑、麻的大面积种植不仅拉动了经济,还催生了发达的丝绸业和纺织业。《宋史》记载成都“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可见当时成都的丝绸和纺织已经名声在外。

另外唐代成都造纸业闻名天下，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当时成都所产的黄、白麻纸，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官方用纸。

唐代的成都还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心。尤其是唐代后期，全国大部分印刷品多出自成都，而且实现了品牌化，统一称谓：“西川印子”或“西川印本”。这些印刷品“流布于四方”，甚至远销日本，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有了发达的经济做支撑，成都的对外交通也渐渐兴盛起来。由成都北上，越秦岭进入关中的道路上，商旅不绝。当时，成都往北可达关中，往西可经茶马古道进入川西高原各部、南诏乃至东南亚和南亚，向东可经水路前往长江中下游各地区。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政治稳定，唐代的成都具备了成为大都会的一切要素，也无怪乎时人称“扬一益二”了。

唐代以前的城市，多采用坊市规划，交易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在坊市规划下，商户只可在每天特定的时间、地点交易。但是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城市商业不断繁荣，成都的商业区开始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交易时间更长。唐代中后期的成都，突破了以往“日中为市”的规定，出现了夜市。《方舆胜览》中记载“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说的就是成都繁荣的夜市。此外，单独延长交易时间并不能满足经济需求，因此当时的成都还新开设了许多“市”。如北市、南市、西市、新北市、新南市，并且出现了专业性很强的商品交易市场，如蚕市、药市、锦市、花市以及向乡村、郊区等方向扩张的“草市”。如果不是打破了“坊市”之间的界限，这类主题市场就难以出现，反而易被扼杀在坊市格局中。

时光荏苒，如今我们仍能感受当年“扬一益二”的成都风采。国家中心城市”“三城三都”“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新一线城市榜首”等标签广为人知。这些口口相传、深入人心的标签并非空中楼阁，背后是飞速发展且真实存在的新时代成都。新时代成都的标签比唐代更多，发展得也更全面、更具体。从某种角度来说，“益二”的这一抹色彩并未被忘记，而是转变成了更丰富的色调，在历史上绘制出独属于成都的绚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