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

《人民日报》(2025年01月18日 第 07 版)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从地理上被归结为大河文明,它们分别对应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和长江。大河与古文明发生关联,不仅因为这些大河所处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域形成更大的地理空间、更丰富的物产、更多的人力资源,推动着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黄河、长江相邻并行,形成巨大地理空间。仅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及交流较为频繁的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就超过240万平方公里。

多样的自然条件,助力区域文化的发展。两个流域从黄河河套的北纬42度,到南岭之北的北纬24度,跨越几乎全部的亚热带纬度。这使得区域内的动植物资源多样而丰富,为多种动植物的驯化提供基础。在此背景下,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发生,形成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特性。两条大河流经的高原、山地和平原,生成早期文明发展所需的木、石、金属等多种资源。地理区位上的这些因素,对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例如,粟、稻烹煮的熟食方式催生发达的制陶业,制陶的塑形和高温技术成就了以块范法铸造为技术特性的青铜器的生产,使古代中国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在世界文明中无可匹敌。

封闭的区位造就了文化上的独立性,同时激发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两条大河的流域之间,南北方向的交流较为发达,形成许多古今沿用的交通通道。秦岭和淮河,在地理上间隔了两条大河,在文化上起到联通的作用。秦岭两侧的支流是南北文化的重要通道。商周时期,关中地区通过汉江,形成与长江流域密切的交流。淮河上游的支流多为西北—东南流向,是现郑州洛阳地区联系长江流域的通道,也是商代晚期至东周时期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铜矿资源之间的通道。长江中下游的两条支流湘江和赣江,是东南方向交通的重要通道。由湘江越过南岭、赣江,向东越过武夷山,进入钱塘江和闽江流域,商代晚期就有重要的物流。以上文化联系,都有大量的考古学证据。

总体而言,新石器时代两大流域的上、中、下游还是以各自独立发展为主。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和黄河流域先后出现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等社会结构复杂的大型聚落社会,但跨流域的超级政体尚未形成。

二里头文化的兴起,表明中原王朝率先在黄河流域确立,二里头文化向南迅速进入长江中游地区,并分别影响到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毘山文化。自此,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中原王朝的发展轨道,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开始稳定地并轨发展,如此景象也成为古代中国基本格局。两条大河的文化交流在商、西周时期不断得到加强,在秦汉时期基本完成一体化。因此,主要由黄河和长江两个流域构成的中华文明,在资源和物产上更加丰富多样,在文化和政治上层次更为丰厚,是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条件。

黄河、长江双大河文明格局形成于夏商周时期,经过千余年的延绵发展,形成了古代中国时间最长的大一统格局。黄河流域侧重政治和文化引领,长江流域则侧重资源和手工业生产。两个流域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发展的脉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