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8吨 2200字

·两通汉碑为啥是宝藏·

2010年,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了两通汉碑,这两通汉碑就是现存于成都博物馆的《裴君碑》和《李君碑》。

它们以2200余字的巨大体量,在陈述裴、李二人的功德之外,给世人留下了不少关于成都的记载,成为今人了解两汉成都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历史信息的宝藏。

巍巍大汉

东御街出土的这两块汉代石碑,其中一块开篇刻着“巍巍大汉”的字样,成为今天成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瑰宝之一。

在成都博物馆,人们清楚地看到,两通汉碑一大一小呈长方形。

大的一块石碑高2.61米、宽1.24米,小的一块石碑高2.37米、宽1.1米,两块石碑厚度均达40~50厘米,每块石碑重约4吨。

环顾一周,整座碑由屋檐形状的碑帽,以及一个中间凿洞的四方形碑座和文字碑身三部分组成。资料显示,两块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碑竖放在汉代历史文化堆积层之下的生土沙石层,专家推测两块碑的埋藏时间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

其中,较大的一块《裴君碑》,碑阳及碑阴共镌刻有1400多字。除碑阳铭文外,《裴君碑》碑阴还刻有联袂捐碑的人名104个。“巍巍大汉,佁皇承度,昌光耀轸,享伊余赏……”的碑文,除了提供有关成都的政史信息外,碑身文字内容明显与教育、学校等有着密切关系。

成都市东御街出土的裴君碑(图源:川观新闻)

据张勋燎《成都东御街出土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遗存考》一文透露:东汉顺帝初年,成都学校教育和学术文化由兴盛走向衰落。在此形势下,裴、李两位太守在任内大力振兴学校、培养选拔人才,以恢复和发展儒学文化,并取得值得称道的成绩。在两位离任之际,成都学堂的师生和部分官员为表彰他们对本地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分别立下这两通德政纪功碑。

值得一提的是,在碑阴题名排序方面,突出学校教师、学官、经师地位,说明在整个建碑工作中,学校师生和主管学校教育的学官是主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成都市东御街出土的李君碑(图源:川观新闻)

文盛千载

根据专家推断,两块碑的设立地点应该是文翁石室遗址。史书记载,建于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间的文翁石室,是由当时的成都太守文翁主持创建。作为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结合对碑文的解读发现,两块石碑应是立在学堂等带有坐标性质的地方。

特别是在《李君碑》上,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说明。“旁题”提到,《李君碑》在公元133年竖置,到公元146年被洪水冲倒后,由裴姓太守再度将它竖立起来。

李君碑上的文字(图源:川观新闻)

另外,根据《裴君碑》出土地点与《李君碑》相距仅1米,再次证实了当年两块碑实际上是安置在一起的。先后顺序则是先竖《李君碑》,后竖《裴君碑》。

裴君碑上的文字(图源:川观新闻)

通过两块石碑,人们可以窥见绵延几千年的成都文脉。文翁石室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首个正规地方官办学校,可谓地位不凡。文翁在汉景帝时以“蜀郡守”身份来成都做官。此人“仁爱好教化”,在他任内先后选派了一批“开敏有材”的郡县小吏到京师学习。这些受业博士回到成都以后,都被文翁授予了新官职,成为传播先进管理理念和文化知识的“一方先生”。同时,文翁还设立了官学,招收各县青年为“学官弟子”,学习律令和其他学科知识。

这成功的“成都经验”后来在全国推广,可以说是地方官办学校的模板。

宋代庆历年间,文翁石室向西扩建,并扩大招生规模。在宋末元初的战乱中,文翁石室建筑遗存损毁,地面上几乎看不到任何遗迹。两通汉碑作为文翁石室遗存的一部分,它们的出土为找到文翁石室遗址的准确位置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线索。

文翁石室(刘舒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根据大汉碑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汉景帝末年以来成都的兴学历史,专家研究认为,文翁石室曾几度向西扩展延伸。后来蒙古军队焚烧成都,文翁石室遭彻底毁灭。

裴君碑上的文字(图源:川观新闻)

来源:成都方志(原载《走马锦城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都市青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