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通史》总序

章玉钧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多卷本《巴蜀文化通史》,是国家重点图书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四川省西部文化强省建设重点支持项目的学术成果。这个项目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直接组织和领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牵头,川渝合作,组织和邀约四川省、重庆市70多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参加,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的重视和支持,获得国家和省文化产业经费的资助。全书22卷28册,约1600万字,编撰出版工作历时15年终告完成。参加本书编修的专家学者们团结协同、切磋琢磨、集思聚智、甘苦备尝,贡献了创造性的劳动。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各卷责任编辑认真敬业,严谨审慎,作出了辛勤奉献。在此,谨就编撰《巴蜀文化通史》的缘起与旨归、定位与特色、架构与方法、集成与出新,作一概括的介绍,以助读者对全书先有个总体的了解。

缘起与旨归

编修《巴蜀文化通史》之议,酝酿已久。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巴蜀文化和蜀学研究在四川逐步升温,在选编出版徐中舒、蒙文通、顾颉刚、任乃强、邓少琴、冯汉骥等大师关于巴蜀文化的论著后,陆续编写出版了《巴蜀文化图典》《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大家既为“地域文化热”的兴起而振奋,又在同地域文化研究先行地区的比较中,看到我们的差距,深感传承、整合和弘扬巴蜀文化,要抓牵头的东西,抓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带动性的项目。2001年,一直关注文化的四川省老领导杨超、杨析综率先提出编撰《巴蜀文化通史》的倡议,杨超还构想系统整理自古以来的巴蜀文献,编成《巴蜀全书》。他们登高一呼,高屋建瓴,对学界有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经过反复酝酿,省里8位老同志于2005年10月联名致信四川省委、省政府,建议启动《巴蜀文化通史》编撰工程。在组织四川高校和研究机构数十位专家学者进行论证,并征得重庆市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赞同后,四川省委批准立项,审定了全书的框架设计。2006年7月,《巴蜀文化通史》多卷本编撰工程正式开展。

大家渴望编撰《巴蜀文化通史》并积极付诸行动,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魂,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支撑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脊梁。全球文明古国各具优长,唯有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脉贯通地连续发展至今,重要原因是有由甲骨文、金文发展而来的形、音、义相结合的汉字为重要载体和文化纽带,用其写成的文史典籍代代承传,从未间断,起到全民族凝心聚力的巨大作用,激励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直至迎来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盛世。巴蜀文化是多源汇成一脉、多元聚为一体的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一枝奇葩,在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她绚丽多彩、大器包容,在与其他地域文化交流互益、吞吐融会中发展繁荣,形成并展示出独特的神韵和魅力,使哺育她的中华文化更添灿烂光辉。对于川渝地区各族同胞而言,巴蜀文化就是我们世代生存之根、承传之脉、发展之魂。

巴蜀大地钟灵毓秀、文脉悠长,堪称多种人类遗产荟萃的聚宝盆。巴蜀文化有许多独具的特色和亮点,足以令我们为先辈的创造感恩并自豪。茂县营盘山、成都平原从宝墩到三星堆、金沙以及长江三峡、宣汉罗家坝等处文化遗址的多次惊世发现,结合古文献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巴蜀作为长江上游的上古文明中心,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显示出古蜀古巴文化永恒的魅力。周秦以来,中华思想文化素以儒学、道学为主干;佛学西来后,更以儒释道交融互补为特色。蜀地仙道发源很早,成为天师道的创教地;儒学从西汉起就在此代代传承,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孟蜀石经彪炳千秋;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巴蜀出了许多大德高僧,尤其是禅学大师,成为中国禅学中心之一。作为中国重要地域学术文化的蜀学,富有哲思传统和文史之长,“易学在蜀”“史学莫隆于蜀”“文宗自古出巴蜀”“自古诗人例到蜀”等赞语,无不彰显历代巴蜀学术文化的璀璨夺目、成就非凡。巴蜀的音乐、舞蹈、碑刻、石窟、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戏剧、织锦、酿酒、制茶、肴馔等享有盛誉,非物质文化遗存丰赡多彩。巴蜀悠久的农耕文化与繁盛的工商文化相得益彰,并曾在水利开发、天然气开采、钻井术、天文、数学、医药等科技领域独占鳌头,纸币“交子”首发领先全球。巴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又长期是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相聚和融合的地区,开拓了对外交往的条条蜀道,形成了连通中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藏羌彝民族走廊。移民文化与原生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这里交融互动,使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和辐射性,这些特性被学者喻为“水库效应”。巴蜀儿女自古敢为天下先,尤其是百余年来向现代化转型时期,巴蜀文化哺育和造就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和文化精英,红色文化光耀史册,三线建设举国之重,“改革之乡”闻名遐迩。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和重建过程中,四川人民表现出的英勇、睿智、大爱、感恩,也都凝聚着巴蜀文化浴火重生的精神。

当今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身为当代学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十分珍视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立大志愿,开大视野,用大手笔来发掘和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传承、整合、弘扬巴蜀文化,致力于培根铸魂、固本延脉,使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永续传承,与当代社会相协调,让富有恒久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巴蜀文化在提高全民精神素质、推进文化强省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编撰多卷本的《巴蜀文化通史》,具有深远宏大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一是对巴蜀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轨迹及其创造、积累的宝贵文化财富,作出系统梳理和规律性总结,可以回应巴蜀民众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文化寻根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上得到涵养和化育;二是可以较全面地展示巴蜀文化的神韵和亮点,系统阐扬蜀史、蜀学、蜀文、蜀艺,构筑宽阔的学术研究平台,为巴蜀人文社会科学走向繁荣,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挥立其大本、凝聚人心、导向助推的作用;三是同兄弟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相得益彰,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脉,为我们的母亲文化增光添彩,一起来展示她的独特魅力,进而与世界多元文化中不同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互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添砖垒瓦;四是更进一步促进川渝文化合作,可以为繁荣、丰富当代巴蜀先进文化建设,尤其是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和康乐旅游产业,发掘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提供坚实的学术依据,从而开启思路、激发灵感,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把潜在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五是有助于改变四川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巴蜀文化和蜀学研究上各自为政、力量分散的状况,使之汇聚并形成有较高水平的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与《巴蜀文化通史》珠联璧合的《巴蜀全书》,作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经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提出并担纲,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兄弟高等院校协力下,2012年以来,已出版阶段性成果200余种,就是蜀学研究正在形成合力的又一明证。

定位与特色

为实现前述宗旨,参与编撰的同仁都力求使《巴蜀文化通史》既是文化集成、又是学术创新,努力做到观点有一定创新性,知识含量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畅,总体上进入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沿,在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前瞻性、可读性等方面力争成为当代巴蜀学人可以“预流”——预于时代学术潮流的成果,成为在巴蜀文化研究上服务于现实并可继往开来的学术著作。但我们悬鹄虽高而未必力所能逮,故难免“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之憾。

这部书的研究对象是巴蜀文化,性质是通中寓专、通专结合的文化通史,角度是把地域史学与文化学及相关学科契合起来,贯穿全书的编撰理念是“三通”,即纵通、横通与会通。这里就分别说一说本书的“文化”本位、“巴蜀”立位和“三通”定位。

(一)“文化”本位

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已经有好几百种。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本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中华人文精神来解读文化。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作为自然演化的产儿,受惠于天地万物,在群体劳动实践中成为地球上的万物灵长,既能创制工具,又能用语言交流,进而创制文字,由此有了文化及其积累、传承,于是便创造了“人化的自然界”。同时,在法天、法地、法万物的进程中,人也改变和提升着自身。汉字的“文”,原意文身、文饰、纹理,以文来显示,以文来变化,讲规矩、礼貌,与禽兽区别开来。这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文的外化于行与内化于心,开物成务与锻塑成人,乃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精神与物质相互变换中联袂互动的双重效应。自然力所为乃造化,人类心力所创是文化。文化从何而来?由人化文;文化落脚何方?以文化人。荀子讲“化性起伪”,“伪”就是人为的东西。要改变自身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文化就是这样“人化”与“化人”(或曰“人为”与“为人”、人性的外化与内化)相统一,在双向建构中螺旋式上升,推动着人居世界的演进。人,既是创造文化的能动主体,又是文化所创造的价值主体。这与古语“人文化成”的解读可以相通,也跟西方“文化”一词兼容“耕作、栽培”(外化)和“养育、教化”(内化)的语义相衔接。《中庸》讲至诚尽性,内外交修:“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恰可理解作为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的文化的功能。

这样的广义文化,它对外与天地万物相成相济,内结构则包含着精神文化、语文符号、规范体系(行为习俗和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物质产品等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大体可划分为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3个层面:外层是作为基础的物态文化,即经过人的劳动形成的“人化”自然或器物层面,体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及其物质成果;中层是语文符号、制度文化和行为习俗文化等,可称为“交往文化”,体现出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即社会关系,也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内层则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体现出人的心灵世界在真、善、美、圣(科学、道德、艺术、哲学、宗教)诸多领域与境界的创造。清代龚自珍说过:“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文化的上述3个层面,既如血脉相通,总体上联动互进,在变迁时序上又往往呈现有速有缓、或前或后的不平衡发展状态。这种总体性与异步性的统一,是在研究和描述文化史时需要仔细琢磨和体现的。

综上所述,文化是在天人相合相分、互动互益进程中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取得的全部成果,或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人们总是生活在世代传承而又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文化之中。这文化如水,滋润万物;若风,吹拂人间;又好比血液,灌注循环于特定民族或地区人群的心灵深处,产生凝聚力和认同感,积淀、凝结为人们稳定的生存方式。因此,人类的文化既有共通性,又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是多元的、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产生的文化模式,形成的文化精神各有不同。伴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当不同文化相遇、相会时,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态到社会习俗,就会产生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文化选择和互融,进而导致文化的转型。通观世界历史,文化转型曾有过各种不同的类式。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守正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主式;而不是聚合多种移民文化、喧宾夺主的复合式;更不是那种特定场合下原有文化解体,被另一文化取代的断崖式。

“文化”和“文明”是两个意义相近又有区别的概念。文化侧重于文的功能,文明侧重于文的成就。人猿揖别,就出现文化;到告别蒙昧、野蛮,才进入文明时代。文明是个褒义词,囊括人类创造的积极成果之总和,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①当今多以文化标示民族性差异和地域性特色,而以文明标示人类的普遍行为和多元成就。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进程中,许多物态文化和一部分行为习俗文化在逐步趋于同质化,而具有不同基因的制度文化、语言文字,特别是精神文化,则终会呈现和保持多样化。这一部地域文化通史,本着文化的多元性和相通性来立论,各卷都力图写出浓郁的地域文化味,体现出“人化”与“化人”的统一。

(二)“巴蜀”立位

广袤的中华大地因地壳碰撞形成了自西向东、由高到低3个落差很大的阶梯,巴蜀处于高阶到中阶的内陆腹地,连通祖国的南北西东。巴蜀西部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及横断山区北段,东部为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总体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地貌独特丰富,集雄、奇、险、秀于一体,自然禀赋得天独厚,是万物生灵的洞天福地。

巴和蜀是上古以来巴人、蜀人及其他族群先民活动的地域,二者相连乃至交错,文化复合共生,自成一个地域文化区系。在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的起源中,这里是相对独立肇兴的长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有巫山人、资阳人为代表的文化根系,有万年以上的文明起步,上古巴蜀地域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不少谜团还有待地下发掘来破解。3000多年前巴蜀文明就与中原文明血脉交融,与吴越、荆楚等文明紧密互动,也与南亚、中亚文明交流互鉴。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则更紧密全面地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成为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东汉时即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巴与蜀同源同囿,文化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而自然人文环境又同中有异,形成了刚柔相济的复合型文化共同体。蜀人慕文好乐,精敏健雄,浪漫诙谐;巴人质直尚勇,豁达豪爽,吃苦耐劳。所谓“巴出将、蜀入相”,大致道出了两者文化性格的差异。

巴蜀的地域范围历代有涨有缩,行政区划迭有变迁(包括1997年以后川渝分治),而长期历史形成的巴蜀文化区虽没有截然划定的边界,却是相对稳定的整体,并未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忽合忽分。巴蜀文化区的范围是涵盖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地域,兼及周边风俗略同地区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它以史源悠久、流传有绪的巴文化、蜀文化为主轴,既包括四川盆地以汉族为主体、辐射四周的文化,也包括盆地周边各以藏、彝、羌、苗和土家等世居少数民族为主体、各民族和谐共融的文化,是这一地区从古至今多民族地域文化的总汇。这部书论述的地域以今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主,对不同历史时期曾纳入巴蜀行政区划或与其文化关联密切的地域也有涉及。

巴蜀虽地处祖国内陆,不靠边、不濒海,却衔接南北,连通西东。在编撰这部书时,我们力求处理好巴蜀文化与其母文化——中华文化的关系,重视巴蜀文化与兄弟地域文化之间的交集和互动,着眼于巴蜀文化的特性、个性,寓共性于个性之中,寓统一性于多样性之中。我们也重视巴蜀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交集和互动,注意巴蜀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在巴蜀文化内部,我们力求处理好蜀文化与巴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巴蜀汉民族文化与各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尽可能都给以充分的关注,反映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互联与互动,力避顾此失彼、详略失当。为涵盖并展示少数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众多领域和方面,这部书除单独设置《民族文化卷》外,各有关专题卷都力图把相关领域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摆在重要位置进行阐述和概括。

(三)“三通”定位

“三通”是贯穿全书的重要编撰理念。史著价值在于信,通史灵气在于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我们心向往之、孜孜以求的目标。史学前辈范文澜等曾提出“三通”(“直通”“旁通”“会通”),我们根据编撰《巴蜀文化通史》的要求,把历时态的“纵通”、共时态的“横通”与跨文化、跨学科的“会通”,合在一起作一些新的阐释。世界是通的,大历史是通的,大文化是通的。文化史的发展,本来就涵盖着纵向的全过程、横向的多层面、跨文化的多领域。通向历史本真,揭示历史本体,是“三通”追求的目标。尤其是作为通中寓专、通专结合的多卷本地域文化通史,无论承担通论或专题卷的学者,都力求在“三通”上下功夫。

一曰纵通,指历时态全过程的贯通。“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这部书贯穿古今,上溯于远古巴蜀先民之蒙昧初开,下迄21世纪初川渝之文明新貌,原始察终,系统梳理这个既有内在连续性,又呈现不同时代阶段性的曲折过程中巴蜀文化层积而兴的脉络,由此分析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盛衰流变,此起彼伏的高峰低谷,展示巴蜀文化的特色和贡献,进而探究其发展的逻辑进程,尤其是传统巴蜀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论证巴蜀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揭示巴蜀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做到鉴古察今、述往知来。这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主线。这条主线还可以从实践与认识的角度一分为二:一是巴蜀文化的实践史、发展史;二是在实践基础上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史、研究史。二者结合,方能从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中深入把握“外化与内化相统一”的文化真髓。

二曰横通,指共时态全方位的互通。“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从全书立卷到各卷章节的设置,都力图以时间为经,以反映文化的不同层面及专题为纬,纵横交织,立体成像。历史运动是有结构的,它是过程与结构的统一,广义文化中各层面的共生、交叉、互动就体现着这种结构性。这部文化通史不仅要剖析巴蜀文化发展的过程,同时要展现巴蜀文化的层次与结构。本书多数专题卷,虽然在物态文化、交往文化、精神文化几个层面中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是从有血有肉的文化肌体中抽出来的,不能孤立求索和描述。研究时不仅不能把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割裂开来,还要努力展示文化各层面的横通,展示各专题内部各相关领域的横通。这样做是为了尽量体现地域文化生成的内在机理,使读者把握到神完气足、血肉丰满、生机勃勃的整个巴蜀文化。

三曰会通,着重指跨文化、跨学科的多元共融,全景式打通。《易·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南宋郑樵《通志》特别强调“会通”。要从天下事物阴阳变动不居的状况,观察领悟其会合变通的卯窍。人类文化从来是多元并存,在相互比较、碰撞、渗透、融合中发展的。研究地域文化,必须有开放式的大视野,具备跨文化、跨学科的眼界和通识,能够在充分尊重和了解各种文化事象的前提下,不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而要触类旁通、探赜索隐、择精合妙、汇聚通宜,真正实现圆融贯通。纵通为经,横通为纬,须擅会通,方呈现三维立体的全息图景,做到究始终、观全体、明是非得失之故。就是说,文化史研究要通过分析和综合,具备文化反思和阐释张力,会归通衢,由“方以智”进到“圆而神”,抵达藏往知来之境。

我们时时提醒自己:研究巴蜀文化不仅要钻得进去,还要跳得出来,站到更高处,具有开放的胸襟和跨文化比较的视野,把巴蜀文化放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全球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察异观同,和合会通。巴蜀文化从来不是与世隔绝、孤立自足地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同周围的兄弟地域文化相互影响下发育繁衍,并在同远近的异质文化间接或直接的交流互动中汲取营养的。我们正处在不同文化交流空前深入、碰撞空前激烈的时代,为追寻全球文化的多元和谐,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会通观,祛除近代以来因受西方强势文化轻视、压抑而形成的文化自卑和盲从心态,提高对中华文化地位、作用的认识,坚定文化自信,珍爱并拓展、弘扬本土文化的精华。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备通识通才,对中外文化精神析同辨异、折冲樽俎,在会通中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对外来文化精华的吸纳和转化,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不断开拓文化巴蜀、文化中国转型复兴之路。

架构与方法

20世纪初叶,随着新史学的兴起,文化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得到重视和加强。刘师培曾计划研究文化专门史,含16种,以西方学术的科目,析先秦诸学学术思想之长短得失。胡适设想,中国文化史要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科目。梁启超专就文化史的做法讲课,认为需要对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等方面,做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其性质,分类叙述。在狭义的文化专史中,他举出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民俗史、宗教史、道术史(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文学史、美术史等。不过,20世纪30年代初问世的几部中国文化史(如杨东莼1931年、柳诒徵1932年、陈登原1935年),仍多系综合体裁,对各文化门类往往语焉不详。

在前辈学者探索的启发下,我们反复思量,决定突破所见的国内现有地域文化史侧重综合、纵通的体裁,而按“纵述史实,横排门类”的编撰原则,采用“通论+专题卷+大事记”这样一种体现纵通、横通、会通的创新结构。几经斟酌,全书共22卷,排序如下:置全书之首的《通论卷》,阐释了巴蜀文化的基本概念与学术体系,生态环境背景,巴蜀文化的研究史和认识史,由古及今的文化发展轨迹、基本性质及基本特征,在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的定位及其特殊贡献,薪火传承与现代化转型创新及前景趋势,力求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其后大体按文化的不同层次,分别为巴蜀文化具有特色的领域、学科列专题卷。先是侧重物态文化并由此探及相关交往文化、精神文化层面的,有《农业与水利文化卷》《工商文化卷》《城市文化卷》《建筑文化卷》《交通文化卷》;接下来的《民族文化卷》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民族视角强调综合性;《宗族与会社卷》《移民文化卷》《方言卷》《民俗文化卷》大体属于制度文化、语言文字、行为交往文化层面(鉴于政制、职官、法律等制度,全国大体统一,故不设专卷)。继后精神文化层面的部分,卷数较多,设有《哲学思想卷》《史学卷》《宗教文化卷》《教育卷》《文学卷》《艺术卷》《科技文化卷》《传播文化卷》。为便于了解巴蜀历史文献,尤其是蜀学文献,特设有文献目录学专题《文献要览卷》。专题卷之后的《巴蜀文化大事记》,对先秦至当代巴蜀文化重大事件以编年方式扼要记载,便于读者对巴蜀文化全程有鸟瞰式、综合性的把握;《巴蜀文化研究论著索引》,则供研究者作为检索工具使用。以上就是全书的架构。

各专题卷均前置导言,末设结语。其篇章框架则因事制宜而有所不同。有的以时期分章,大体按不同门类分节,在纵通中含横通(如《教育卷》);有的主要按专题并结合时序来分章节,在横通中含纵通(如《科技文化卷》);有的先理出历史线索,再突出一些重点专题,先纵后横,纵横结合(如《城市文化卷》);还有的卷内分两编,分述相关内容(如《农业与水利文化卷》)。

《巴蜀文化通史》作为多卷本的学术著作,主要供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以及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购备。它既不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也不是能够直接普惠民间的通俗普及读本。为了让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还有待开发科普读物和图文,使之逐步大众化,在应用和传播上做创新文章。

编撰《巴蜀文化通史》,涉及学科门类甚广,涵盖时间很长,创新要求颇高,总字数超过千万。这样的文化工程,绝非率尔操觚、短促突击所能成功。近人刘承幹《明史例案》提出过8条准则,就是“搜采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我们在编撰过程中借作参照,同时根据在新时代撰写地域文化通史的新要求,不断从实践中探索,大体形成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分工合作,协同攻关

梁启超主张,广义的文化专史,涉及面特别广,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这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更是研究某种专门学问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要尽量用专家去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化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本书的编撰设置了编撰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编辑部,确定由正副主编主持编撰,编辑部依托省社科院开展编务工作。各专题卷的著者采取定向邀标办法聘请,多为对该学科领域研究有素的专家,分别采取由个人承担,或二三人合著,或一人主撰、团队协力完成等方式进行。为保证学术质量,使全书有机统一,在实行主编负责制的同时,由资深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全程参与从项目规划到成书的学术攻关和学术把关。

2006年以来,先后开了4次分卷著者会议,80多次书稿审读会议。第一阶段,先由学术委员会同分卷著者反复讨论各卷著者拟出的由粗到细的提纲,并明确全书编纂理念,统一规范体例,然后与分卷著者签订编撰合同,落实工作责任。第二阶段,学术委员会同分卷著者研讨各卷写出的一两章样稿,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与磨合过程。有些卷的思路和写法曾有大的调整和改变。第三阶段,各卷著者潜心研究,奋力写作。初稿先后写出后,大都经过学术委员会仔细研读,写出审读意见,同著者一起讨论,从结构、体例到观点、材料都认真交换意见,对著者遇到的各种史料、概念及话语体系、文脉梳理、文化基因挖掘等问题,出点子,提思路。待著者修订后又进行讨论,有的书稿研讨了4个回合。当某一分卷初稿趋于成熟时,即请出版社责任编辑提前介入审编,参加讨论,以便撰写工作与第四阶段的编辑出版工作紧凑衔接,不出空当。因各卷皆分头撰写,结构和文字风格有所不同,对同一文化事象的见识裁断有别也在所难免。在统改书稿过程中,既充分尊重分卷著者的学术个性和创见,同时为了各卷在总体上规范统一,基本观点相互协调而不相抵牾,尊重主编的统改权,而在个案判断上各卷则有自由度。注意把握各卷边界,相互照应避让,以免大的重复,做到详略互见,各得其宜。

在这部文化通史编撰期间,本书学术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在辛勤共事中度过了古稀以至耄耋之年。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每次研讨会、审稿会上专家们无私地贡献个人的真知灼见,自由发表不同见解乃至相反的主张,体现出了学术为公的争鸣探索精神。尤其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是:隗瀛涛、李绍明、贾大泉、沈伯俊、万本根、胡昭曦、林向7位先生为学术工作长期呕心沥血,先后因病辞世。对诸位先生的高见卓识、学者风范尤其是为编撰本书所作的贡献,我们将永志不忘。

(二)采取多重证据法和综合研究法,在搜集和鉴别史料上下大功夫

古人所称“文献”,原指书面文字记载与贤人口头传闻,徐中舒先生拓展他的老师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为多重证据法,注重传世文献、出土文物和现代民族学、民俗学的活态文献等结合互证,将区域文化史研究提高到崭新的学术境地。本书编撰中,继承和弘扬王、徐等前贤视野广阔的史料观,搜罗史料力求竭泽而渔,鉴别史料着意披沙拣金,通过综合比勘、相互参证、追根溯源,从而正误辨伪、务寻真史。各专题卷著者都是先汇辑基本史料并掌握学界已有研究状况,汲取前人取得的成果,才进入写作阶段。有好几卷的著者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带领研究生经年累月搞田野考察,获得不少真知灼见,从而在学术上有了新的拓展。

(三)坚持文化学的视角,采取多学科交叉和比较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力求写足文化味

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方式,归结为“人化”和“化人”,每卷文化史就要见物更见人,既写出“由人化文”的胜境,更揭示“以文化人”的妙谛。有关精神文化的各专题卷,既系统梳理巴蜀精神文化尤其是蜀学发展繁荣的脉络,突出展示巴风蜀韵孕育出的文宗巨子和文化精英的成就,也记载众多无名工匠、艺人等留下的民族民间文化、市井文化的瑰宝。侧重物质文化的各专题卷,不停留在物态层面的描绘,而尽力深入到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如《农业与水利文化卷》《科技文化卷》等,对举世无双、造福人类2270多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不仅从物质、科技、生态层面介绍其巧夺天工、可持续发展的奥秘,而且从制度文化层面总结其堰官、岁修、劳役、配水、轮灌、收费等管理制度,更深入精神文化层面阐释其“上善若水”的哲理和人文精华。

(四)掌握焦点,抓住重点,发挥特点,突破难点

饶宗颐先生在揭橥华学趋向时,曾提出“三条”:“一是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历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寻求它的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找寻出它们的条理——因果关系。”又说:“我一向采用的史学方法,是重视‘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尤其要特别用力于关联性一层。”我们体会,“三通”的理念与上述“三条”“三点”是一致的,而方法上特别重视关联性,就要纵通找焦点,横通抓重点,会通求特点。编撰中,我们注意咀嚼梁启超的卓见:文化的发展史,各个时代、各个领域是不平衡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要分主系、闰系和旁系。不要平讲直叙,分不出浓淡高低。须用鸟瞰的眼光,看出哪个时代最主要,发达到最高潮,便用全力赴之。各书大都采用了这种大处着眼、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提炼观点、不平均使用力量的方法。

集成与出新

前面提到,编撰这部书时,我们力求做到既是文化集成,更是学术创新。无论文化发展、学术探索,都是慧命相续、推故致新的过程,需要不断传承积累,继往开来,久久为功。“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这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进程。每门文化史的研究,都需要对已有的各种史料,广搜博采,集纳钩沉;对前贤成果循波讨源,含英咀华。只有在对文化遗产守正传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站到前人肩膀上,回应新的时代需求,匠心独运,开拓新境;才有可能焕然出彩,奉献出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贤的成果。朱熹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③集成是出新必需的基础和前提,出新则是集成企求的目标和价值增值的成就,二者同体异面,缺一不可,是衡量学术成果质量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

(一)从集成的维度看

首先,《巴蜀文化通史》可以说是“巴蜀文化”概念提出80多年来首次大的学术集成。“西蜀文化”(郭沫若1934年)、“巴蜀文化”(卫聚贤1941年)提出之初,主要是就巴蜀考古文化而言,后来渐次扩大到广义的巴蜀文化,有关论著已上千册,有关文章达数万篇(《巴蜀文化研究论著索引》多有著录),形成了分别以史学文献考据、文物考古、民族民俗田野调查为主的3种研究方向,近年又发展出综合诸家的会通型研究方向。各条路径的学者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艰辛探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各卷编修中,都努力加以搜集、消化和吸取,并以借鉴、发挥这些观念、方法为前提,力求形成对巴蜀文化研究具总汇性的成果。如《通论卷》从总体上就巴蜀文化生态背景、内涵性质、发展历程及基本规律、特征等问题,会通诸说,取精用宏,作了言之成理的统体性总述,成为具有集成性的一家之说。《民族文化卷》不仅就民族理论的疑难问题深入研究,还在搜集分析历史文献材料、文物考古材料,特别是对国家组织的多次民族调查材料下了很大功夫,从而描绘出巴蜀世居各少数民族立体生动的文化图景。

其次,古往今来的巴蜀文化长河浩荡壮丽,魅力无穷。《巴蜀文化通史》对清点总结长时段、宽领域、多层面的巴蜀文化来讲也是一次学术集成。巴蜀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大禹、李冰、落下闳、文翁、司马相如、扬雄、诸葛亮、陈寿、常璩、陈子昂、武则天、李白、杜甫、薛涛、苏轼、格萨尔、张栻、秦九韶、杨慎、李调元等,都在相关卷帙中重点推介,娓娓道来;巴蜀历史上突出的物质文化成就和非物质文化成就,蜀学、蜀文、蜀艺、蜀籁的精华也都提要钩玄,荟萃于此。如《文献要览卷》就搜选论列了近500种巴蜀文化重要典籍,可一览巴蜀文献精华,为学者指点津梁;又如智慧幽默的四川方言是巴蜀历史文化凝结的珠宝,《方言卷》挖掘、串起一颗颗珍珠,并生动剖析其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令人齿颊留香。

再者,不少专题卷的著者既具文化通识,又对该学术领域长期耕耘,研究有素,此次写作起到了阶段性总结的学术集成作用。例如:《城市文化卷》著者30多年来由跟从名师到带领团队,一直深耕于近现代中国城市与城市文化研究领域;《移民文化卷》著者是国内知名的移民文化、客家文化研究专家;《交通文化卷》著者多年致力于西南历史地理尤其是交通文化的调研;《哲学思想卷》和《史学卷》著者长期潜心研究巴蜀哲学、巴蜀史学;《建筑文化卷》著者是卓有成就的古建筑研究专家、高级建筑师。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完成了多项国家课题,此次承担专题卷,更是辛勤研讨、旁搜远绍、厚积薄发、突出亮点,倾力奉献了后出转精之作。

(二)从出新的维度看

本书围绕前述长时段、宽领域、多层次的巴蜀文化来创新体例结构,成为首部纵横贯通、覆盖面广、体量超大的巴蜀文化史,在全国已出的各种区域文化通史中,当属编撰体例新、时间跨度长、内容浩繁的一部。学术体系上的集成性,本身就是从文化观念、编撰理念到架构体例的出新,在地域文化通史领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这是其一。

本书各卷着眼于发展新时代文化,明道求真,以史经世,着力写出巴蜀文化的特色和韵味,在内容上有较多突破和出新。过去关于农业与水利、工商、交通、建筑、城市等的论著,容易停留于物态层面,罕有从文化学角度和宏观视野对其全过程深入探讨之作;这次研究标明以“农业与水利文化”“工商文化”“交通文化”“建筑文化”“城市文化”为对象,注重深入文化层面进行阐释,且着意探讨长时段历史中这些物质文化变动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演进的关系及产生的影响,这些往往是以前研究论著较少触及的。有关巴蜀学术文化的几卷,着力显示蜀学长于思辨、多元会通、创新超迈、沟通理欲、注重事功等特色,有助于发扬当今的时代精神;有关交往文化的几卷,注重聚焦于民间大众,关注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运用了许多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方法,见解新颖,地域文化味很浓。这是其二。

更值得珍视的是,各卷在编撰中深汲传统的源头活水,发现其烛照现实和未来的原创亮点,尤其是优越秀冠的巴蜀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异彩之所在。许多卷发掘出大量翔实的资料,匠心独运,以史鉴今,提炼出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举出有新颖性的论据,活用巴蜀首创的学术话语,采用别出心裁的叙事方式,力争获得创新、独见、卓识的学术成果。具体的创新点如同“诗眼”“文眼”分布闪烁在卷帙之中,细心披阅,当会时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乐,这里无法一一细析。

鉴于多卷本地域文化通史尚属初创,不同文化门类各有其学理脉络、发展轨迹和演进特色,编撰难度往往超出预期,主编和各卷著者虽迎难而上、勉力为之,但仍难免有纰漏丛脞之处。尤其是古蜀文明还有不少千古待解之谜,我们受限于已获的资料和研究水平,多只能守阙存疑。对成稿后的许多惊世发现,巴蜀文化日新月异的面貌和新的研究成果亦未能更多纳入。当把多卷本《巴蜀文化通史》奉献到读者面前时,我们既同大家分享喜悦,又有颇为忐忑的心情。这部书,以至其中每一卷,究竟应获怎样的评价,最终还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衷心期望巴蜀文化研究慧命相续,薪火相传,探索和构建起自身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愿此番的初创能为后续俊彦们开拓新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章玉钧(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