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央八项规定的文化逻辑

刘 源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蕴含其中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为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思想文化资源。中央八项规定一经出台便产生巨大力量。它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重塑了党的形象,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八项规定短短600余字,之所以能够深刻改变中国并将继续改变中国,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

“正己化人”的身教传统。中国历史上的治理实践始终将“正己化人”作为核心原则,《素书》指出:“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即放任自己而去教育别人,别人肯定不会听从;先端正自己然后再去教化别人,别人一定会服从;孟子强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吕氏春秋》言:“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左传》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礼记·大学》提出:“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更是扣紧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链条。《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齐桓公好紫衣,一国尽衣紫,导致紫衣价格大涨,“五素不得一紫”。齐桓公屡禁不绝,深为忧虑,于是问计于管仲。管仲曰,何不自君始?齐桓公恍然大悟,“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中央八项规定从约束中央领导干部抓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正是对“正己化人”身教传统的继承发展。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正己化人”的重要意义,走在前、做在先,当好标杆、做好示范,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守纪律、讲规矩,带头挑重担、攻难关,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凝聚团结奋进的无穷力量。

“防微杜渐”的治理智慧。小过不生,大罪不至。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韩非子提出:“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强调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意思是说:有形状的东西,大的必定从小的发展起来;历时经久的事物,成群的必定从单个的积累起来。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细微时着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量变质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也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在矛盾运动过程中发展变化的特点,由量变始,至质变而终。中央八项规定从小处着眼、从具体问题入手,规定的是调查研究、发文开会、宣传报道等具体事情,整治的是脸难看事难办、不担当不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吃吃喝喝、收受红包等具体问题,最终带来整体作风的根本转变,防止出现更大的祸患,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防微杜渐的治国之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防微杜渐”的道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做到慎独、慎微、慎言、慎行、慎始、慎终,目不迷于五色,耳不惑于五音,口不贪于五味,心不乱于“驰骋田猎”,以防“小节失守,大节不保”。

“重信然诺”的立信之道。诚实守信是立人之本、成事之基。儒家将诚信列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孔子在《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说话不算数,这个人就不可能做成什么事情,更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身处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效果,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信然诺、说到做到密不可分。党中央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以中央八项规定约束自身行为,每一项都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做给党员群众看、带动党员群众干,从而达到了立竿见影、令行禁止、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力保证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落实的成色。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8.3万起,处分86.4万人,94.9%的群众对作风建设成效表示满意。小信成则大信立;赏罚不信,禁令不行。中央八项规定中蕴含着立信之道。党员干部作为一方的执政者、一项工作的负责人,务必讲诚实守信摆在重要位置,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坚决不搞随心所欲、政策摇摆、朝令夕改那一套,坚决不搞“双重标准”“因人而异”“弹性执行”那一套,特别是在执行各项制度规矩时做到赏信罚必,维护好党员干部诚实守信良好形象,维护好党和政府公信力。

“民为邦本”的民本理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民为本”“敬德保民”的优秀传统。《尚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认为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荀子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说法,指出获得整个天下是有办法的,获得民众就可以得到天下。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央八项规定始终把人民放在首要位置,改进调查研究、改进文风会风、坚决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无一不是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培厚鱼水深情,体现了深厚的民本理念,也因此得到人民认可。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凡事多思群众所需、群众所盼,聚焦群众所难、群众所怨,时刻将群众是否得实惠、是否满意作为工作出发点,答好为民服务时代答卷。

“缘法而治”的法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法治”思想有很多深刻论述。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在《荀子·君道篇》中说道:“法者,治之端也”,认为法治是国家安定太平的起点。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在《管子·明法解》中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指出法律是治国的标尺,是社会的客观行为准则,是衡量功过是非的行为标准。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认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治民无常,唯治为法。中央八项规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纠治“四风”,并激活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等一系列与作风建设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制度的效力和活力,实现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解决了作风建设根本性问题。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法纪意识,敬畏法纪、遵守法纪、维护法纪,时刻从党性原则出发,凡事自觉同法纪对标,行动始终在法纪范围之内,不踩红线、不越底线、不碰高压线,自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

“勤俭节约”的节用主张。强本节用,天不能贫。崇俭节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价值观念。先秦时代,墨子提出“十大主张”,其中之一就是“节用”。他认为节俭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主张“去无用之费”,去除不必要的开支;反对奢侈浪费,提倡“用之有度”。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唐代大臣褚遂良向唐太宗谏言:“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指出奢靡逐步发展会导致危亡;唐代诗人李商隐直白地指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认为奢靡之风是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古人说,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统治者因勤俭而得到天下,因奢靡而失去天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针对我国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八项规定”,强调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大力整治清理“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超标的公房”,党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这其中就蕴藏着“勤俭节约”的节用思想。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时刻牢记“过紧日子”,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