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萃史料 厘清文献富有启示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评略

谢天开

《四川新文学大系》共7编30卷,分为小说编、诗歌编、散文编、戏剧编、史料编、报告文学编、文学理论与评论编。《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分为作家小传、文学社团、文艺期刊、文艺报及副刊、著作书目等内容,不仅可作为《四川新文学大系》的总纲要目,而且在编纂特色上,具有基于史料的文献性、特色鲜明的地域性、预留空间的启示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言:“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作为总纲要目《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不仅“从浩繁零散的资料中去钩沉四川现代文学的荣光,较为清晰地厘清其中的发展轨迹”,而且“为四川新文学的研究者提供基础资料或线索”。在编纂特色上,具有史料的文献性、特色鲜明的地域性、预留空间的启示性。

一、史料的文献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谢泳曾言:“凡做研究,先以整理相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为让整个30卷《四川新文学大系》纲举目张,在编目上作为四川新文学“史”的视角进行。为让《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成为整个“四川新文学”研究的“文献保障体系”,编者以图书情报学方式,充分利用四川省图书馆馆藏、电子数据库,及与外省图书馆的工作联系,并“借鉴《中国新文学大系》、已出版的各省《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体例,结合四川新文学的特点及资料的掌握情况,《史料编》分为:作家小传、文学社团、文艺期刊、文艺报及副刊、著作书目等内容。”

如此体例的编纂具有严谨的学术规范,即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形成新体系。其初衷尽量涵盖四川新文学史料,为读者提供参考线索。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作为文献的“史料”,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在“文艺期刊”目条后附录了1912—1949年的四川主要文艺期刊的“发刊词”“编后记”“复刊词”“编者的话”等史料。这些“发刊词或编者按语根据影印资料重新录入,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个别字体确实难以辨认的,均以■(&)代替。”如此的识读工作不仅属于文献学上的“辨伪、校勘”,更重要的是对于四川现代文学文献具有抢救性意义。

从近来川籍学者所倡导的“大文学”研究视域观察,《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所辑录的“发刊词” “编后记” “复刊词”“编者的话”等史料,虽说“内容不尽全面,但力求完善”,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纯文学之外“大文学”需要的“大史料”。

文献搜索不仅运用传统的纸介资料(如学者的专著),而且还运用现代互联网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库检索。如对“文艺期刊”整理,“内容综合参考了王绿萍先生编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79—1949)》《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全国报刊索引》等资料”。

二、特色鲜明的地域性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作家小传”条目整理说明:“本辑收录的作家范围为新文学时期的四川(含重庆)作家及流寓四川的作家。资料来源主要参考了《四川省志·人物志》、四川(含重庆)的地方文化志、文体志、文艺志、文教志等各类志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等前人研究成果。”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文学社团”条目整理说明:“资料整理参考了四川、重庆等各类志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等前人学者的成果。”

由此可见,《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参考文献资料充分利用了地方志与文化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地方性知识”的特征。所谓“地方性知识”即为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的文化解释理论和三要素说(文化敏感、集体相关、本土内嵌),将地方性知识界定为:“在某个社会文化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系统下形成并获取意义的一系列实质性存在物,它包括关于认识和评判周围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知识处理流程;它具有社会群体依存性,社会、文化、环境适应性和可变性。”

“要了解一种文化,就必须把自己放在该文化的基点上。文化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文化中行为者的行为组织方式。”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在“作家小传”条目中,除专业作家之外,还为“业余作家”立传。如为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立传,为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立传等。还比如,在“文学理论与评论”条目中,还收录了四川现代作家周文《关于白话文与土话方言的声明》《谈四川戏》《展开方言文学运动》《再谈方言文学》等著作书目,不仅是为研究作家个体扩大视野,也有利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对四川新文学大系研究不仅有“大文学的大史料”,而且还具有鲜明突出的“地方性知识”特色。

当然,在“作家小传”立传的同时,亦在“著作书目”有相对应的书目或重要文章存目更好。如熊克武在四川辛亥革命时期就有重要的疏启类文章《为讨袁正告四川军界同胞文》《就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通电》《告川军第五师将士文》等。

三、预留空间的启示性

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引言中如是说,当然这是针对阐释学而言的。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的编纂面对怎样接近四川新文学史的深层次这一目标,采用了“述而不作”的编纂方式,然而编者意图自然而然地嵌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它们可以在某个既定时代的同时或连续的现象之间建立某种意义同一体、某些象征联系、某种相似的和反射式的游戏——或者说它们使某种集体意识的主权作为一致性和解释原则显现出来。”当然,在其“述而不作”的过程中,自然包含了编纂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学术研究方法等。

《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作为“四川新文学大系”的总纲目,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性有三点:

(一)于整体之中,突出地方特征。所谓“作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四川新文学大系”,既为作为文化空间位置,除了“四川新文学大系”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外,“巴蜀大地独特的地域风貌和人文环境铸就了四川新文学的特质”。如此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空间之下,在统一性中形成了独立性,突出了四川新文学大系的区域特征,这就让《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作为一个文献的话语单位有了高度的辨识度,并且形成了自有的序列而有新鲜感。

(二)梳理文献,预留学术空间。在编纂中,对于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等,设置作家小传、文学社团、文艺期刊、文艺报及副刊、著作书目等条目,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序列和某些关联。如此“编纂《史料编》的初衷是希望尽量将四川新文学的史料囊括,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的线索”,而预留了研究的学术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格局,拓展了新的课题,诸如四川新文学观念、四川新文学思潮、四川新文学社团、四川新文学制度、四川新文学文体的嬗变等均为在此索引之后而有待深入研究。

(三)图书情报检索,数字化技术运用的工具性。《史料编》(第二卷)著作书目,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文学理论与评论、各体作品集。“资料主要参考了《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新文学大系》及后来整理出版的作者文集等前人研究成果。”此卷在学术研究上除有目录学的意义之外,更具有图书情报检索的工具性效用,极大地方便了四川新文学的研究。

面对浩繁的文献资料,在《史料编》编纂过程中除了充分利用馆藏文献资料以外,就是将互联网数字化的图书情报检索作为日常运用。这就极大扩展了研究的视野,提高了研究的效率,缩短了研究的周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亦云:“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总之,文献性、地域性、启示性,为《四川新文学大系·史料编》最突出的编纂特色并助力了四川新文学史的研究。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2期)

作者:谢天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