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资政参阅专刊第96期）
编者按：地方志作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法治化建设与数字化赋能的“双轮驱动”下，这项绵延千年的文化事业焕发出蓬勃生机。202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版刊发《守正存根脉 开局启新章 地方志事业焕发出前所未有新活力》一文，从筑牢法治基石、护航方志赓续，搭乘数字快车、激活方志动能，回答时代之问、担当方志使命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和实践成效。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成果应惠及更多民众。如何让历史研究更好走向大众、服务社会？2025年6月6日，《学习时报》第8版刊发《历史研究要走向大众》一文，针对史学普及与传播中的问题，提出专业历史研究者不能缺位，必须通过聚焦时代问题开展历史研究、创新史学话语表达形式、培养面向大众的公共史学专业人才的方式，将历史知识更好地传播给公众，服务社会发展。
现将两篇文章刊载如下，供参阅。
守正存根脉 开局启新章
地方志事业焕发出前所未有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全体地方志工作者的努力，地方志工作范围得到了全面拓展，修正了过去方志工作领域的“一本书主义”的认知误区，初步形成了方志、年鉴、地方史、方志馆、地情网、数据库、开发利用、学会、期刊、理论研究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各地各级地方志机构采取各种措施创新开展修志、读志、研志、用志、传志，地方志事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筑牢法治基石 护航方志赓续
法治建设是地方志事业稳健前行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志法治化进程扎实推进。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的通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等以行政命令推动地方志工作；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结束无法可依的局面，正式开启依法修志的崭新阶段；再到2015年，《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将“坚持依法治志”列为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地方志事业全面走向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志办”）规划处处长宋丽亚表示，如今，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通过人大或政府出台相关条例、规定、实施办法等，地方志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为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法治根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增昆曾把云南地方志立法实践形象地比喻为“小板凳安了小靠背”，这个“小靠背”就是有了法律的支撑与保障。
搭乘数字快车 激活方志动能
在法治有力保障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双重助力下，地方志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7年，中志办发布了《全国信息方志与数字方志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建设“三网一馆两平台”（中国方志网、中国地情网、中国国情网、国家数字方志馆、地方志综合办公平台和新媒体传播平台），为地方志的编纂、存储、检索、展示和传播提供了全新手段。在中志办提出建设“三网一馆两平台”后，各地也纷纷采取“3+1”（门户网站、办公系统、数据库和新媒体平台）的方式。中志办副主任杨建惠介绍，当前，各地门户网站以实时更新动态栏目作为宣传方志工作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各地还建立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地方志网站群，积极统筹规划资源数字化工作，不断丰富地情数据资源，积极提供社会服务。“在新技术支持下，地方志业务编纂系统的开发建设，数字人文工具的接入，有效提升了地方志编纂的效率和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地方志工作向智能化与数字化迈进。”中志办信息处处长王超说。近年来，地方志在新媒体建设和传播方面成绩显著。多地以新媒体为抓手锐意创新，扩大了方志文化的影响力。王超举例道，中志办与中国社会科学网携手，在2024年联合开展了“读方志 游中国”系列方志文化宣传活动，以弘扬红色文化、方志文化及地方文化为主线，精心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拍摄短视频，将蕴含在地方志中的智慧与魅力以生动的视觉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不仅让观众领略到各地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底蕴，也有效地提升了方志文化的公众认知度和影响力。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建立了302个地情网站、141家数字方志馆（数据库）以及659个新媒体平台，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回答时代之问 担当方志使命
全国地方志系统史志期刊是开展交流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也是方志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托。中志办期刊处负责人程方勇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主办期刊近250种，其中国家级5种、省级35种、市级约90种、县级110多种。全国史志期刊办刊的政治意识强，栏目设置较为完善，结合地方情况设立特色栏目，刊发内容丰富多样，文体形态多元，在服务地方志事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志办科研处处长和卫国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方志学史、方志学理论、方志编纂学、方志文献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数字人文、旧志整理等多个研究方向在内的现代方志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其中，中国地方志学会和地方各级史志学会功不可没。中国地方志学会自2012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2022年以来主办了十多场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各级学会围绕方志理论研究、编纂业务、组织管理和开发利用等方面，组织开展学术活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有力推动了方志学学科建设和修志实践，弘扬了方志文化。“地方志事业在修志、编鉴、开馆、法治化和信息化建设、期刊出版等领域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上万名专职人员、近十万修志大军的付出和贡献。”中志办人事处处长王强认为。为保障事业发展有后劲、可持续，中志办每年举办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各类地方志业务培训班等不少于5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设立方志学二级学科，合作培养方志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各地地方志机构也根据工作需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与地方高校建立合作培养关系，建立地方志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以及不同层级的专家库，不拘一格吸收和培养人才，让各方面的人才能够进得来、留得住、用得上、用得好。在有所成就和积累经验的同时，地方志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不过，这些挑战也为地方志事业带来了破局革新的机遇。中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表示，未来我们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立足主责主业、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宣传推广策略、优化工作流程、深入挖掘方志文化等举措，高质量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方志人的使命任务，不断完善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支撑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不断推动方志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与有效传播，不断推进全国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方志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段丹洁）
历史研究要走向大众
历史研究走向大众，即历史研究成果和历史知识的大众化、社会化过程。它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历史价值、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历史研究如何走向大众、服务社会，长久以来一直是困扰史学工作者的老问题。
这个老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给予新的释义和解答。往上追溯，中国古代就有形式丰富的历史知识普及和传播，具体而言有历史演义、个人传记、墓志铭等书面传播和说话人讲史等口头讲唱。在当今社会，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历史研究走向大众出现了新的特点，史学大众化的传播途径愈加丰富，网站、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便捷平台让公众参与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传播的比重日渐提升，专业史学家垄断史学大众化的局面被打破。
公众对史学传播热情的空前高涨和广泛参与，既为历史研究走向大众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媒体变革新条件下，充分发挥专业历史学者的权威性和严谨性，规避史学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内容庸俗、史观错乱、史实谬误等不良倾向，成了当下史学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聚焦时代问题开展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绝非封闭的书斋学问，而是“出乎史，入乎道”的动态实践。它既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据功夫，又需要“通古今之变”的现实关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问题都源于时代的追问。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历史发展进入新的时代方位，急需历史学家把准时代脉搏，敏锐感受和捕捉时代的变化，从历史学角度回应公众的时代关切和与历史学相关的现实问题。只有与时代相连，与现实社会相通，不断提升历史研究解答时代之问的水平，才能得出公众满意的历史答案，实现历史学学术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换。
创新史学话语表达形式。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传播历史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服务人民、服务现实的重要方式。我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和热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实物史料、多语种文献史料、历史教科书、通俗历史读物、影视作品等，都是历史研究走向公众的传统史学话语表达形式。当前信息技术及应用的快速迭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催生着史学话语表达形式的更新和发展。历史学家应有服务人民的立场和态度，考虑如何借助新技术调动公众对历史的热情，实现历史研究更好地向大众传播。
具体而言，历史学者要紧跟公众接收信息渠道的变化，打破教科书、参考书、期刊文章等传统单一的史学话语表达，拓宽表达形式和传播体裁，将视频播客、历史游戏、微博短文等时兴方式，运用到历史研究走向大众的传播途径中来。再者，不断加大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史学话语表达中的运用，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历史。这不仅要将文献史料数字化转换，还需要加注历史知识、情境想象和演绎推理，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再现历史场景，将断裂的史料连缀起来，让公众借助文字、语言和影像，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我国现有的大量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历史遗址等丰富历史资源，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历史中的人物、物体和场景，以增强历史的感染力、影响力和说服力，让公众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面貌，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历史。
培养面向大众的公共史学专业人才。随着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形态的出现，历史研究走向大众的途径和媒介逐渐丰富。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媒体平台上，有不少非职业历史学者充当着历史知识面向大众的传播者，他们采用多种传播形式把历史讲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与之相较，职业历史学者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不小距离。这种现状容易导致真实的历史内容得不到有效传播，历史的解释权和历史学的大众化、社会化职能，容易被某些商业利益者、违背国家根本利益者所攫取和利用，在传播平台上出现历史内容过度娱乐化、历史观错乱、历史史实谬误等现象。
这些现象对历史学者的定位和历史学应用领域提出了问题和挑战，即怎样才能把精深的研究应用于大众传播，把优秀史学研究成果面向大众普及开来，将历史知识更好地传播给公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导机制，职业历史学者不能长期徘徊在公众之外，需要与历史爱好者、社会大众之间构建起联通的桥梁，也即很多学者正在提倡和建立的“公共史学”。现有不少高校开设了公共史学专业培养公共史学人才，他们将是历史研究面向大众普及化的重要桥梁。公共史学人才一方面保障了面向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成果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等现象滋生，有利于公众正确历史观的生成；另一方面他们所具备的面向大众传播的理论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能基于公众兴趣偏好、接受能力、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实现历史学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有利于发扬历史学求真致用的优良传统。
（作者：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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