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李致:迟献的一朵小花——怀念杜心源同志
迟献的一朵小花
——怀念杜心源同志
李 致
1949年12月,杜心源同志随解放大军到四川,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我1950年去重庆,1957年底又调到共青团四川省委。当时已合省,我在团省委学校部工作,有机会接触心源同志。
开初,主要是召开高等学校团委书记会议时, 我去请心源同志作报告。当时团省委在多子巷,对门就是省委宣传部,没有武警站岗。几步路,就闯进心源同志的办公室。心源同志身材高瘦,浓眉大眼,很慈祥,没有官架子。我很愿意接近他。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简单粗暴,常常抓到小事无限上纲。对某领导有意见可能被认为是“反党”,对生活上有不满,可能被认为是“诬蔑‘三面红旗’”。不是学生自己检讨,就是开会批判。学校政治思想沉闷,个别学生自杀。基层同志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学校领导亦不能解决问题。
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深入群众,了解不少情况。他认为作为党的助手,共青团的干部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各级党的领导,以利及时解决问题。耀邦同志倡导各省、市团委办一个叫《情况反映》的内部刊物,刊名用黑字印刷,以区别于正式的“红头文件”。
团省委也办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映》,反映了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不少的问题。心源同志和省委宣传副部部长兼副省长康乃尔同志很重视这些情况。例如, 一所大学有一学生自杀,团省委反映了情况,该校校长竟不知道。康乃尔说:“《红楼梦》里,金钏儿跳井自杀,贾政气得蹬脚,说贾府居然发生了这类事件!这个封建家长尚能如此,社会主义的大学校长居然不了解情况。这样行吗?”心源同志拿着我们的《情况反映》,把事件发生及过程讲得清清楚楚,强调要关心学生,思想工作要深入细致,教育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为此,心源同志多次表扬了团省委学校部。现在回想,在充满“左”的思潮中,心源同志的这种爱护青年学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1966年闹“文革”,我在共青团中央被“揪”出来。由于我到团中央工作时间短,“罪行”材料不多。有个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造反派”到四川了解我的“历史罪行”。她亲自和另一男同志到团四川省委,似乎带了一堆“原子弹”回京。开批判我的大会时故弄玄虚,把“原子弹”拿在我头上晃来晃去,以势吓人。好在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心态颇好,不吓不倒。她终于气极败坏地抛出一个“原子弹”!原来据她了解,团省委搞的“黑材料”,多数是我出点子、修改和定稿的。四川的“最大的走资派”之一的杜心源对这些“黑材料”极为欣赏,用来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她咬牙切齿地问:“你自己交代,你是不是杜心源的黑爪牙? ”我这才知道,我和心源同志还有这层“黑”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往往向它的反方向发展。这件事不但没让我与心源同志“划清界线”,反而更感到与心源同志亲近了。我被“解放”后,1971年回成都探亲,听说心源同志已“解放”,住在商业街50号,便和四姐李国莹一起去看望他。不巧,冯喆同志的夫人、川剧演员张光茹正在心源同志那儿诉苦——冯喆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心源同志充满同情地听她倾诉。我们旁听一个多小时,插不上嘴,只得告别。但我并无遗憾,见到了心源同志身体健康,仍然保持了老干部老领导的工作作风,我从心底感到高兴。
1973年夏,我调回四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会副主任。那段时候,“四人帮”在台上,根本谈不上工作,只算混日子。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大家都很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前途。可是不久又批 “右倾翻案风”。因为离开团中央时,耀邦同志曾告诫我党内路线斗争很复杂,遇事要独立思考,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要吹喇叭抬轿子。加上经过多次反复,许多人都不满意江青一伙人,因此我对所谓“批邓”, 只不过是应付了事。有一次,忘了为一件什么事,我到书记院去找心源同志。谈完之后,他突然问我:“出版社的运动搞得怎样?群众对‘批邓’有什么反映?”
我对心源同志并无顾虑,但长期的白色恐怖,不能不有所警惕。记得北京一位同志来看我们,曾担心所住宾馆有无窃听器。我向心源同志报告,说机关的群众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响应号召,认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如不批深批透,封资修就要复辟。另一种是认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年多,扭转了许多混乱局面,工作成绩显著,群众十分拥护,再“批邓”又得乱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客观叙述,但重点放在后者,听话听音,心源同志当然明白。
心源同志说:“有后一种观点的人不少。”
我也明白心源同志的意思。于是就交流群众的看法,我们谈了一大堆群众不赞成和消极抵制“批邓”的情况。这次谈话,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大约在1974年秋,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同志,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他在视察了云南的灾情返北京途中,路过成都, 主动与我打了电话。克实长期分管学校工作,我是他的“老部下”。在团中央关“牛棚”的最后一个月,我俩共用一张幼儿园的小桌子,学《毛选》,写交待,也是难友。我与几位长期做团的工作的老同志,有康乃尔和张惠明、李止舟和赵济、向洛新和陈家俊,各家做一两样菜,请克实在我家吃了一顿饭。无非是本着“休谈国事”的原则,闲聊了一会儿。这次聚会,后来竟被社里的造反派头头告到省革委会去了,只是我当时不知道。
1976年10月,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
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心源同志,大家都因粉碎“四人帮”感到由衷的高兴。闲聊中, 心源同志谈到出版社的一个造“反造派”头头,在批“右倾翻案风”时,把我们与克实的聚会当作“黑会”上告。为了要与“右倾翻案风”扯在一起,他把我们1974年的聚会改为1975年,从胡克实联系到胡耀邦,又从胡耀邦联系到邓小平。心源同志笑了笑说: “你们聚会的这些人,我都认识。老同志见见面,这是很正常的事。我没有理会他的告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再一次感到“四人帮”的追随者之卑劣。同时,也感到心源同志一身正气,对我与其他老同志的关怀和保护。
粉碎“四人帮”,人们爆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出版社的广大职工, 在解决“书荒”,为老作家恢复名誉,按时供应教科书以及其他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身为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心源同志非常关心出版工作。每次我送样书去,他都要问长问短。有一次他专门要我去,询问四川为什么没有出版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年初,中央一个部门准备调我去工作,省委组织部部长安法孝同志写信给我,说与心源同志研究,源同志“坚决不同意把你调走”。我的四姐从刚解放起与心源同志就有接触,对老领导说话比较随便。有一次她开玩笑问心源同志:“你为什么老表扬李致?”心源同志听后,慈祥地笑了。那种关心和爱护同志的笑容,以及上述诸多往事,使我难以忘记。
心源同志逝世十周年时,他的女儿秀文曾希望我写篇短文。当时虽未赶写出,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往事总在闪光。现将这些闪光的往事,编织成一朵小花,献给心源同志。
2001年4月12日
来源:头视界
作者:李 致(1929年生,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改革开放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先后兼任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第六届秘书长。连任三届四川省文联主席。从事写作“往事随笔”,出版五卷六本《李致文存》。现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